还有一个派系就是以熊氏和隗氏外戚为主的非本土豪门贵族。
这些豪门贵族都是以血缘为传承的大贵族。熊氏是中土大诸侯楚国的王族血缘，隗氏则是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诸侯国后裔，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豪门贵族。这些贵族依附于大秦嬴氏王族，与嬴氏通婚联姻，身体里都流淌着嬴氏的血液。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大秦人，但过因为血缘关系，他们还是被划分到了大秦国的楚人一系，以区别于在大秦本土传承下来的豪门贵族。
这些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等同于嬴氏宗室，他们也要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最大的一块。
熊氏外戚长期掌控大秦朝政，掌控大秦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如今他们虽然遭到秦王政和中枢的打击，处境极其艰难，但掌控朝政、主宰大秦，始终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和嬴氏宗室的利益有直接冲突，所以他们和嬴氏宗室虽然结盟合作，但矛盾太大，两者之间只能在斗争中寻求妥协。
隗氏外戚一直依附于楚系，今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了大秦朝堂上一支重要力量，一股大势力，但至今他们还无法真正取代熊氏外戚，无法真正掌控楚系，而他们的目标也是掌控朝政，与嬴氏宗室存在着直接冲突。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隗氏选择支持秦王政，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依靠这些权力和财富来不断增强和巩固自己的实力，继而实现控制朝政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今天咸阳的“激进派”势力同样复杂。
秦王政和他的内廷只有一个目标，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凡反对者，都是敌人。
蒙氏和冯氏是“激进派”中的豪门贵族，但他们不是老秦本土贵族，更不是依靠血缘传承的外戚贵族，他们是依附于君王和嬴氏王族而存在的关东士卿贵族，他们的生存环境较为艰辛，既要忠诚于君王和嬴氏王族，又要妥协于本土老秦贵族和外戚贵族。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稍有不慎就有灰飞烟灭之祸，所以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妥协，在妥协中寻求平衡。
以司马空、李斯、周青臣为代表的寒门贵族是“激进派”势力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围绕在秦王政的身边，大都处于内廷或者中枢的要害位置。三公九卿虽然显赫，但如果未能抓住中枢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必定处处受到掣肘，甚至有被强势下属直接架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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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咸阳的这个新的政治格局出发，不难看到武烈侯公子宝鼎若想主导国策的变革方向，就必须赢地本土豪门贵族和外戚贵族的支持。
本土豪门贵族中，有掌控军队的贵族，有活跃在中枢的贵族，但不论这些贵族位于何种位置，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都建立在“军功”的基础上。二十等军功爵制度遏制了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所以在国策变革的大方向上，他们和嬴氏宗室目标一致，这两者之间的合作有长期而坚固的基础。
但是，统一大战一旦结束，中土进入和平时期，本土豪门贵族失去了获取“军功”的战场，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比例会迅速下降，他们的实力会迅速萎缩，到那时，他们对武烈侯的助力就会迅速减少，所以获得外戚贵族的支持，是武烈侯持续主导国策变革方向的重中之重。
这次本土豪门贵族，包括军政两届大员，很多人支持秦王政发动中原大战，其主要原因就是要抢“军功”。中原决战可能是统一的最后一战，这个“军功”如果没有抓住，对本土豪门贵族的未来影响太大。国策变革才刚刚起步，本土豪门贵族还未能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明显优势，而统一进程又偏偏“一日千里”，他们现在除了抢军功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外戚贵族包括熊氏和隗氏之所以支持秦王政发动中原大战，其直接原因却是“王统”。外戚贵族始终是朝堂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能否控制朝政，主要取决于“王统”。昭襄王能够获得王统，与熊氏外戚的舍命一搏有直接关系，所以昭襄王初期，在宣太后和熊氏外戚的保驾护航下，最终坐稳王位并建功立业。庄襄王、秦王政父子继承王统，则完全得益于华阳太后和熊氏外戚的绝对支持。
现在秦王政虽然尚未立储，但公子扶苏肯定是首选。在公子扶苏问鼎储君到继承大统这段时间里，哪个外戚对他的支持最大，那么将来就有可能控制朝政。熊氏外戚一门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苏东山再起，而隗氏外戚则一门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苏掌控朝堂，所以熊氏外戚选择与武烈侯结盟，而隗氏则毅然投向了秦王政。
秦王政决心要置熊氏外戚于死地，又与武烈侯在国策变革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试想隗氏除了选择支持秦王政，还有其他出路吗？隗氏只有支持秦王政。
在“保守派”势力中，本土豪门贵族有先天缺陷，隗氏外戚又彻底倒向了秦王政，武烈侯若想持续抗衡秦王政，必须牢牢结盟熊氏外戚，所以这一次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武烈侯都要拯救熊氏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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