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在中枢议事上拿出了自己的决策。
秋收结束，大军渡淮作战，攻克寿春，夺取淮南，饮马大江。如果战局许可，大军马不停蹄，继续渡江作战，杀进江东，彻底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
这一决策得到了中枢大臣们的一致赞同，而这一决策的出台，也表明秦王政迫于形势，不得不否定了武烈侯所主张的“稳定”战略，放弃了以暂停统一战争为代价进行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设想，转而全力支持“发展”战略，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
接着秦王政宣布，假如渡江作战困难太大，大军短期内无法越过大江天险，那么在大军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东南主力大军迅速越过南岭，远征西南，开辟西南战场，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另外，咸阳开始直道修筑，集关中、河东、北地、上郡、太原等京畿和西北郡县的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子午岭和白于山段的直道修筑，以加强北疆防御实力，同时也加强中央对北疆的控制。
这一决策当即遭到了很多中枢大臣的质疑。
秦王政竟然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选择了“中庸”之道，既想缓和与功臣们之间的矛盾，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又想得到武烈侯和北疆武力的支持，决定在渡江作战之前开始直道修筑和远征西南，这完全出乎中枢大臣们的预料。
这一决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矛盾转移，本来朝堂上最激烈的矛盾是秦王政和功臣之间的矛盾，现在秦王政通过这一决策，迅速把矛盾转化为武烈侯和功臣之间的矛盾。这一招“乾坤大挪移”太厉害了，直接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们之间的冲突，事情愈发复杂了。
武烈侯提出的“稳定”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北疆，北疆将因此战略而稳步发展，如果直道修筑完成，北疆的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这都有助于武烈侯在北疆割据称霸。
“发展”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功臣们，功臣们将利用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竭尽全力控制地方力量，继而形成与中央的对抗。
目前中央的财政非常有限，而远征江东耗费巨大，功臣们若想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必须集中中央财政全力支持统一战争。而秦王政的这一决策迫使功臣们不得不与武烈侯争夺有限的中央财政，谁能夺得中央财政，谁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谁就能在未来形势的发展中占据绝对优势。
这时候，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权威体现出来了。你想要中央财政，可以，妥协吧，你妥协了，让步了，我就给你财政支持。
武烈侯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功臣们也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双方各有各的打算，而秦王政和咸阳宫在事关大秦未来的利益上绝不妥协，结果就有了这么个决策，秦王政以中央财政为诱饵，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们之间的斗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秦王政要做渔翁了。
豪门贵族分裂了，既得利益集团分崩离析，其实力必然大打折扣，在与咸阳宫的对抗中必然处于下风，这是豪门贵族们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结果。
那么，武烈侯和功臣们有没有互相妥协握手言和的可能？现在反击秦王政和咸阳宫的唯一办法，就是武烈侯和功臣们联手结盟，最起码要维持过去的那个利益联盟。
然而，武烈侯绝不可能妥协了。
宝鼎有自己的理想，但他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所摧毁，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唯一可以自我救赎的办法就是帮助秦王政阻击豪门贵族对“分封”的攫取，帮助秦王政尽快实现中央集权，帮助秦王政实施休养生息之策，让帝国赢得永久的统一，让中土世代安享和平。
当初，宝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崛起和壮大，于是结盟于豪门贵族，借助豪门贵族的力量而崛起，现在，他崛起了，也壮大了，这时他发现豪门贵族是自己实现理想的最大阻碍，于是他不得不与豪门贵族反目成仇，拔剑相向。
事实上，现在的宝鼎也不敢与豪门贵族妥协结盟了。
秦王政这一决策，等于把大秦朝堂上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彻底挑明了。秦王政和咸阳宫、武烈侯和北疆、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就是今日大秦朝堂上的三股政治势力，任何两方携手，都能击败另外一方。
在这三股政治势力中，武烈侯和北疆是最弱的，尤其致命的是，北疆的生存和发展直接控制在咸阳手中，只要咸阳中断给北疆的财赋支持，北疆就岌岌可危。
武烈侯和北疆如何选择？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既然武烈侯和北疆没有选择的余地，既然秦王政利用这一决策把武烈侯和北疆与咸阳宫捆绑在一起，那么形势不言而喻，对功臣们来说是极度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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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的这一决策看上去完美无缺，似乎稳操胜券。
然而，宝鼎也罢，中枢大臣们也罢，首要关注的都是中央财政。中央财政的承担者是谁？就是普罗大众。普罗大众无力承担沉重的赋税，那么中央财政就会崩溃。中央财政崩溃了，秦王政手里的“诱饵”没有了，他的这一计策还有成功的可能吗？他拿什么去推进局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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