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提出，不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亦或蒙古、朝鲜、倭人…只要他们能够团结在大明日月旗帜之下，他们就是中国人。我们不当区别对待，应当视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说同样的话，写同样的字，穿同样的衣，吃同样的饭，过同样的节…
如此，才不会彼此仇视，彼此争斗。同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分裂分子也会失去他们生存的土壤，会在时代大潮中被扼杀，被淘汰。这样，咱们的国家就能凝聚在一块，不因内耗而损失元气，可以和西方的洋鬼子们争一争这个世界到底是姓中，还是姓洋。”——节选自《魏公荡胡靖海录》第三卷（翰林院修文官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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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单估算了下杀伐效率有可能会十分低下，并且会遭到困兽犹斗的觉罗城军民的誓死顽抗后，魏公公果断露出亲善的面目。
毕竟，那是三四千人，不是三四百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什么是豪杰？
就是关键时候能够下决心的人。
魏公公无疑就是这个豪杰，正如他敢把公主压在身下，夜翻贵妃院墙那般果断。
得到明军的应允后，女真人们露出欣喜的表情，继而迅速推出五十名青壮出来。在重新拿起武器后，这些女真青壮便在两个大明皇帝亲军将士的带领下，开往西门，组成了西门临时讨伐队。
他们将协助大明皇军完成对觉罗城中的女真反动贵族集团和分裂势力的打击，确保日月永悬白山黑水。
这也是对魏公公在南都和陈福公公会谈时提出“阶级斗争”理论的一次实践。
不管哪个统治阶级，总有高低之分。
便是那鼎盛时期的满八旗，不也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区分么。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如今觉罗奴尔哈都没能完成建国，没理由把所有女真人都划为敌对势力，一棍子打死啊。
魏公公深刻反省了这段时间的对敌斗争思路，最终形成一个新的认知，那就是工作还是要分阶段性完成的。
不能指望一口吃成胖子，也不能一蹴而就，而要根据事件走向，做出有效应对。而非抱着一个理念，刻板的执行。
这是要犯教条主义的。
历史已经证明，教条主义必然是失败的。
所以，在一个大的指导思想框架下，要允许执行者灵活掌握政策。
诸如，对宽奠六堡的讨伐和搬迁以及永奠的屠戮就是必要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有利于团结的，是有利于军心士气，也是有利于减少各族人民伤亡的。
而在深入建州腹地的“边墙攻势”中，“两过”指导思想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思想指导可以极大的摧毁建州反动分裂统治集团的势力，损伤他们的元气。
因此，也是要正面看待的。
但是现在，马上就要到鸭绿江了，后面也没有追兵，在不违背大体指导思想前提下，似乎可以手段温和一些。
毕竟，他老人家始终强调人是第一生产力啊。
不说都抓走，就是带上个千把人，卖到…带到东番去都是开拓先驱啊。
虽说沈一贯这几个月没和公公联系，但浙江和福建方面的军政势力在“浙党”的指导下，已经开始了军备。
皇爷那边也允准了渡海作战和划洋收费的发洋财思路，这就注定渡海作战不可能停下。
就好像一辆满载的货车已经下坡，别想刹住了。
也许，浙党方面想的更多的是怎么做魏公公提出的那个“收费员”，从而捞取更多的利益。
但魏公公却清楚，他要做的绝不是什么太平洋航道管理公司董事长，他要做的是舵手，一个能够指导中国这条巨船开往远方的引领者。
那么，钱不钱的他老人家显然不是那么看重，浙党方面可以多拿钱，但土地这一块，肯定就是公公的了。
光有地没有人不行。
历史上对台湾的大规模开发是源自明郑时期，公公现在就要将这个开发提前，他就需要数以十万计，乃至百万计的人力。
这是个宏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公公做人老实忠厚，不好高骛远，不嫌丑嫌脏，做事也是脚踏实地。
先到台湾去，划个圈，移过去几万人，建立桥头堡。再以这个桥头堡往岛内深处延伸，从而彻底将台湾并入中国版图，之后，或北进日本，或南下南洋，皆在公公运筹帷幄间了。
正在大火中煎熬挣扎的觉罗城军民没想到，他们中的大部分已被一个明朝的太监放到了远隔万里的海岛之上。
烈焰烘烤和浓烟的熏呛之下，无数女真人往城门外逃来。
把守两门的大明皇军显然不会让他们就这么轻易出来，在两轮骑马砍杀后，临时讨伐队的女真队员们才奉命喊话，让挤在城门那里不敢出来的同胞将城主觉罗宝实和他的儿孙斩杀，然后排队出来投降，这样绝对可以活命。
魏公公悠哉的看着城内那些挤作一团，不分兵民，不分老弱，不分男女的女真人。这种乱象之下，哪怕城内还有几百女真披甲人，他们也不可能组织起一次有效的攻势。况且，在攻心的喊话之下，那些普通的披甲人绝对会动摇。
看到城门那边明显还有汉人挤在那，魏公公不由拍了拍脑袋，忙吩咐下去。
“汉人可以出来！汉人可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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