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利者好分辨，求名者却又有分别，有人求的是当时之名，有人求的是万世之名。”
隆庆帝的这句话，让年幼的太子有些难以理解。看着儿子一脸疑惑，朱载垕也觉得，自己可能说得太深奥，儿子还小，怎么可能理解？
于是想了一想，他决定举例，便道：“乖儿，你或许不知道，当年爹爹还是裕王的时候，因为严世藩……总之裕王府越来越穷，仅靠朝廷给的俸禄勉强度日。但其实皇室例有恩赐，只是我却拿不到。当时，高先生放下身份和心气，为爹爹奔走往复，甚至亲自上门，言辞卑切的恳求严世藩，爹爹才拿到那点可怜巴巴的例赐。乖儿，你要知道，高先生是满腹经纶的栋梁之才，这样形同乞丐，为爹爹不辞劳苦、不辞折节，爹爹如何能不感念其恩？”
朱翊钧吃了一惊：“恩？不是功？”
“是恩，也是功。”朱载垕正色道：“高先生为我老师，传道、受业、解惑，此其正职，他悉心教导，即功也。可为我牺牲如此之多，却只能以‘恩’视之。”
朱翊钧略微迟疑了一下，犹豫道：“可爹爹说，高先生也有私心。”
“高先生的私心，岂非正合我意？”隆庆笑道：“方才不是说了，高先生的目标是管仲乐毅，而爹爹又深知他的才具和魄力，我便让他放手施为，又能如何？他想要的是中兴大明，爹爹这个皇帝难道反而不想？”
“可是，儿子听说前年徐阶把高阁老轰走了，前不久爹爹才起复他，那又是为什么呢？”朱翊钧奇怪地问道。
听到这话，隆庆皇帝朱载垕沉默了下来，目光一时有些失神，喃喃地道：“有时候，做大事总要有些牺牲，但其实真正肯为你牺牲的人，其实并不多。”
他想起刚登基没多久，就因为所谓贪财、好色以及看似百事不管，有事皆问内阁的“怠政”，一位以刚直着称的老臣就怒而评价他：“自从开天辟地，就没见过这么吊儿郎当还可能开创盛世的皇帝！”
如此怒吼一般的斥责，他朱载垕却并不介意，他有自己的为君之道，他相信自己能够开创一个盛世，能够创造一个中兴。
其实天下很多官员都知道，他早年很苦、很窝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见惯了民生疾苦，体会过官场炎凉。这堂帝王必修课，他比好多皇帝都懂得早、懂得深。
而且，嘉靖对他虽刻薄，却仍是拿他当接班人培养的，为他配备的老师高拱、张居正等人哪个不是斑斑大才？
即使君临天下后，当年的辛酸艰苦，他也不曾遗忘。有一次批奏折，他看到有地方官请求表彰孝子，就忆起了与母亲的往事，当场潸然泪下。这满是泪的记忆中种着他一直恪守的理想，正如他在此次高拱起复之后对高拱的感叹：我登基以来遇到过很多难事，但不曾忘记的是登基诏书上的那八个字――“通变合宜，通弘新化！”
事实证明，他兑现了这个铭记终生的承诺。而他的手段就是两个成语：知人善任，外柔内刚。这简单的八个字正是他隆庆天子的执政方针。
他朱载垕之所以“又懒又傻”，是因为他认为，大明毛病虽多，但病根就一个――吏治。这个观点若是高务实在此，可能并不完全赞同，但却是朱载垕所坚持的观点。
而朱载垕又认为，在吏治之中，最触目惊心的正是不断加剧的贪腐。
以往偷偷摸摸的腐败行为，比如行贿、受贿、贪污公款，这时都成了台面上的规矩。至于前辈教后辈贪、领导带下属学坏，更是司空见惯。高先生曾对他说：“是以贪风牢不可破”，他同意高先生的话。官场风气更是堕落得没有了下限，曾有大臣评价说，逢迎拍马成了谦虚、人浮于事成了敦厚，民间的形容更尖刻：“公室之豺狼，私门之鹰犬。”
其实类似的问题，六十年后的崇祯也遇到了。但朱载垕的认识显然比崇祯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公开表示：“四方万国，岂朕一人所能遍查”，要求群策群力，依法治国！
但要做到这个，就和捕鸟道理类似，不但要张好网，关键是要布好饵料，把香味放出去。他的“又懒又傻”，就是在刮香风。在歌舞升平中，朱载垕的第一张“大网”――京察，开始了。
京察在此时已流于形式，对官员的考核基本都是走过场，常是权钱开道，谁有钱。有权就能留下。长期以来，好官越考越少，贪腐分子却越来越多。所以对于这次京察，大家都很放松，以为依然是走过场。他们没料到的是，朱载垕整顿吏治的突破口就是这次只针对京官的“京察”。
隆庆元年正月，炸雷似的京察结果公布：大批京官被罢黜，甚至以往有都察院保护、从来惹不起的言官们，这次竟有一多半落马。
如此凶悍的京察有着几十年未见的严厉，因为其主持者是时任吏部尚书杨博。这位能臣资历老、脾气倔，原本协同京察的都察院也被他挂起来当了摆设。
不过，杨博反贪也没忘乡党，身为山西人，他竟连一个山西人都没抓，“热爱家乡”到如此明目张胆，让京城一片哗然。
果然，结果公布没多久，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就愤怒上书，强烈抨击杨博在京察中包庇老乡的可耻行为。类似这样的事，在历次京察中都很常见，绝大多数的皇帝从不当回事，尤其是极少处置骂人的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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