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高务实自信是能够回答的，只是他奇怪的是为何朱翊钧突然之间就冒出这个疑惑来了。
更关键的是，这件事和上次申时行表示反对现在开建京北大营禁卫军堡有关系吗？是不是申时行对皇帝说了什么话，才让皇帝把拿到奏疏中的提议暂时搁置起来了？
当然，疑惑归疑惑，皇帝的问题还是要先回答，毕竟是“平台召对”么。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历史根源的，而且追溯来看，并不是只从朱元璋说起就行。
晚唐以后，尤其是南宋后期正规军的地位就已经不断下降，而辅助兵则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所谓辅助兵，即在军队建制或地位上较诸正规军或主要战斗兵低下，居于次要地位，或者是游离于正规军编制之外，却又有一定官方合法色彩的武装力量——比如岳家军，又比如当下的武装家丁。
究其原因，是由于自北宋以来，社会上重文轻武，中枢裁抑军队，导致军人地位下降。相应的士兵待遇也不断下降，因为军户不允许从事副业，军官则把吃空额当作收入来源，无疑使得正规军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原来在隋唐时期地位较高的军人，现在不仅成为处于农民之下的阶层，甚至还成为不务正业的反面形象。军人地位的不断下降，导致正规军的士气日益低落，军队成分日益繁杂而不堪大用。
明代的卫所兵制在初建之时，算是解决了后勤给养的问题，使得财政负担减轻，其特点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屯田成为各级军队指挥官的重要职责之一，依当时规定，边地卫所的守屯比例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这样做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
太祖朱元璋曾以此自豪宣称：“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然而事实上，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却因为大量的屯垦任务而日渐削弱。
之所以朱元璋时期乃至朱棣时期的军队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军功勋贵集团还比较强势，而且国家周边并不宁静，时不时就有“实战锻炼”的机会，所以当时的军队靠着这种惯性，还维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其实从靖难之役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南京周边的部队，其战斗力已经出现了下降。单位兵力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南京的军队明显打不过朱棣的部队，原因就是南方已经承平了一些年头，而朱棣那边还动不动就和北元开片。
另外，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也是一个大问题。具有军籍的人分为两种：军官与士兵，这两种人都有军田，而且都是世袭。军官世袭变成了贵族，士兵世袭变成了农奴，这就很操蛋了。
而士兵世袭又是一人从军就永为军户，永不和民户混杂。尽管长处在于兵源有保证，士兵生活较稳定，但作为世袭贵族的军官由于生活太有保障，而一代又一代的懒散下去，最终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烂。
而作为世袭农奴的士兵则终身任人驱使，前途没有希望，其中稍稍有点上进心的，都会自发的逃亡。而不断的逃亡，就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兵的战斗力——毕竟剩下的都是渣渣啊。
再一个，明代重文轻武之风更盛往昔，科举之兴盛也超过前朝。科举入朝成为各阶层最向往的坦途，武业更贱，卫所兵的士气、地位日益低下，战斗力也更加参差不齐。
正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务实为什么地位这么独特？除了出身和太子伴读的履历之外，最根源的就是他“六首状元”的身份在这个时代过于被神话。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被排斥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军户子弟们社会地位显得低下，而明代又有对罪犯充军的所谓“恩军”制度，无形中让军户的社会形象更加不堪。明代商业开始发达，商人虽不入上流，却也因生活富足而被另眼看待。
惟有军户被严格束缚在屯地上，又不得经商为业，更使得军户的士气和生活状况始终低下，活都很活得跟狗一样了，对于正常的训练、征战当然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
当然，军户之中考科举的也有，比如张居正就是军籍出身。可是要知道，张居正的军籍可不是士兵军籍，他是军官的军籍，所以才能考进士，士兵军籍的人就别想这种好事了。
另外还有一点，明代的兵制规定在战时由朝廷临时派将授印，组成战时军事领导机关，然后从卫所调兵归属其指挥，在出战时又往往拆散各卫所的原有编制，把他们重新组合，划拔给各将领。这样就造成指挥协调、管理等各方面的不便。
实际上，高务实搞禁卫军，就是把这一条悄悄绕开了的，只是他没有明说罢了。
再加之明代政治还有个绝症，就是宦官们几乎什么事都能插上一脚。有明一朝战时除了喜用文臣为帅，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太监监军，即所谓的“监军太监”，这些太监大多只知道贪污敛财，由此上行下效，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也就可想而知了。纵然偶尔能出现几个不错的，但要是按比例来算……杯水车薪，无改大局。
而高务实之前就和皇帝说过，禁卫军的监军必须严格规定职权范围，也正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否则一旦碰上该太监很得圣眷又喜欢胡乱插手军务，那这个禁卫军迟早也被他玩死玩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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