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高务实的本经《易经·泰》六四就说：“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泰卦六四的爻辞是说家中本不富裕，但偏要向邻居吹嘘、炫耀，这是一种“失实”的心态，应当引以为戒。
类似“尚实反虚”的思想，在三代的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当时虽没有实学这样一个词汇，但是日后实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却于此时正在凝聚生成。
春秋战国是中国的“轴心时代”，传统宗教的瓦解造成了社会上极大的精神空白，致使诸子百家蜂拥而起，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正是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由孔子揭橥的“崇实黜虚”的精神方向，奠定了中国实学文化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凡是对于不能实证的东西，孔子都给予存疑的回答。面对古代宗教所遗留的庞大遗产，最虚幻的东西的就是彼岸世界了，于是“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但是他强调自己治学的重心在于“知生”、“事人”。因此在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说，精明的统治者虽然尊敬鬼神，但要与鬼神保持距离，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世界中。
儒家哲学的入世倾向，是“崇实黜虚”精神的必然结果。在探讨现实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孔子所倡导的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学应当具备客观的态度，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想像替代实际的学习。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学习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将学习当成一种智者的游戏。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人的重要区别在于：促使他们进行研究的动力不是形而上的兴趣，而是生逢乱世，救国救民的忧患。所以孔子一向强调“学以致用”。
例如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学习《诗经》意义重大，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
但是，学习《诗经》绝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欣赏或消遣。孔子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即使把《诗经》背诵得非常准确，但是授予政权不会行使，派往列国担任使者，在谈判的时候不会对答，那学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以致用”，他说：“君子学以致其道。”
实学精神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基本倾向，而且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这可以从儒学几千年的发展中得到证明。
从西汉到东汉，儒生们过度开发了儒学内部外在超越性的思想资源，致使社会上出现了“虚饰浮夸”的学术空气。今文经学离题万里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日趋繁琐的“训诂考据”，都背离了儒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治学旨趣。
东汉王充一部《论衡》，就是针对社会虚浮弊病发出的战斗檄文，“实”与“虚”可以说是全书出现频度最高的关键词。王充还对社会上所以会产生这样多虚浮之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根子就在于迷信儒家圣贤留下的所谓经典。
他说：“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务实在检索经史子集文献时，发现最早将“实”与“学”两个概念连用的也是王充。
他说：“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
当然这里所使用的“实学”概念与宋明以后学者的用法还有区别，此处的“学”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但是谁都知道，汉语的语法是不严谨的，各种词性可以相互转换，后世的实学就是从这些词汇中发展而来。
王充偶然用到实学一词，一方面说明当时实学还属于儒学的一种精神倾向，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流派；另一方面王充力辟经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虚妄不实”的错误，也就是在开拓实学。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佛教、道教发展的高峰时期，儒学发展相对停滞。宋明理学要恢复圣王的“道统”，必须重新振奋儒家原有的实学文化，故又一次在思想界掀起了“崇实黜虚”的文化潮流。
宋初儒生胡瑗首先举起“明体达用”的旗帜，反对社会上“尚声律浮华之词”的不良学风，后来被黄宗羲称为“笃实之学”。
以后，张载主张“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惟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他以“太虚即气”的元气本体论思想，反对佛老宗教思想中的空无。
二程则说：“夫诚者，实而已矣。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他们把万物的规律看成天地间的实理，以此反对佛老超自然、超人间的宗教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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