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则不然，他的风格是：你直接得罪我固然要完蛋，但你哪怕只是拦了我的路……不好意思，也得完蛋。
“高胡子”这个绰号，可不只是因为高拱留着大胡子，更是因为“胡子”是土匪的别称，“高胡子”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身为宰辅，行事却有几分霸道的匪气。
他起复之后以阁臣兼任天官，仅仅是上任的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一年之内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九人(史实)。
参考大明朝廷的官员人数就知道(明代属于“小政府”架构)，这意味着在他当政的约十年间(本书中)，大明官场上上下下，从中枢到地方，几乎全被他整治过。
当然，身为有明一朝顶级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虽然脾气强硬，但其手段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严打”的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这三条办法分别是：全国官员建档案，举荐官员要担责，以及绝不放过追赃。建立官员档案一事此前有述，这里就不展开了，且举例说说后两条，看看高拱的“余威”从何而来。
在腐败加剧的嘉靖中后期，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之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
当然，这不是白推举，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什么为国为民？特别是曾经号称“反贪神器”的御史岗位，这些号称弹劾不法的御史们，考核推举官员，经常也像过家家——大批庸官懒官，就这么陆续登上了要害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股歪风？以高拱《掌铨题稿》里的哀叹来说，关键还是犯罪成本太低。
比如三年一次的考核，基本都是糊涂账，就算推举的官员出了错，查来查去就成了扯皮，最后也就成了都不担责。
落马者虽然倒霉受罚，但推荐者好处已经收过，反正又不追责，于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荐坑货。
痛心疾首的高拱，终于在隆庆四年的奏折里咬牙切齿说出了对策：如所举之人，所试不职，举主连坐！(史实)
这也就是说，以后只要官员犯错，推荐他的人不管本人身居何位，一律都要担责。至于担责多少，就看犯错官员错误大小以及影响波及的程度。你说没法查？我有一百八十卷“册薄”在手，官员的升迁履历，一查一个准！你推荐错了，该办立刻办，该抓立刻抓。
这狠话说过没多久，高拱就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事上不封顶：南京右佥都御史吴时来成了倒霉蛋。此人是年举荐五十多人，却冒出好几位坑货。结果高拱立刻重拳出击，把吴时来降职调离。
有了这样的重要人物现身说法，滥举歪风顿时刹住。原历史上，后来万历年间的名臣，好些都是在隆庆四年至六年崭露头角，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来自于这种零容忍的制度。
不过，比起“滥举”来，当时犯罪成本更低的还是腐败。
虽说明初时，太祖曾以严刑峻法惩治腐败，但到了嘉靖年间时，这事早已成了过去时。相反“贪酷者，例止为民”居然成了律条。
也就是说，一般官员犯下贪污腐败的错误，只要关系够硬，最惨最糟也不过是削职为民，就连家产也不会动。
就是这么神奇！可这样一来，哪怕官员落马回家，至少也能优哉游哉做个富家翁。如此“宽厚”的政策，官员们那还不敞开了捞？
而这一条，也是高拱一直深恶痛绝的，就任内阁首辅以前，就在各种场合开骂。待到就任内阁首辅，却是不骂了，只是不动声色地改了一个规矩：贪黩者仍提问追赃。
这个条令一出，立刻满朝哗然。哪怕是高拱这样的猛人，一度也被言官们骂出了花。可顶着重重压力的高拱，就从眼前一个个案子做起，每一桩都是这个硬规矩。
账目对不上？钱不知用到哪里去？送到上面去了？送到哪里追到哪，追不出就从你家里刨。不管你是州县小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世袭公侯，只要犯了法，都是这么办！
仅看高拱上任后的头一年，就有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保定巡抚朱大器等高官先后撞上了高拱的“枪口”，每一个都是连罢官带赔钱，一样都不少。
花天酒地、生意蚀本，最后赔不出来了？没关系，高拱说了，一年年赔下去就是，老子赔不完儿子赔，儿子赔不完孙子赔，反正直到连本带利赔完为止。
你想贪污落马后还做富家翁？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正是由于高拱如此生猛，如此“霸道”，如此“不循旧制”，偏偏他自己作风过硬，当官几十年家里没增一亩地，满朝官员望着他也只能干着急。
威望，就是这样产生的。
如果说很多人怕高务实是因为他的背景太大、圣眷太隆，那么更多的人怕高拱则是因为高拱的手段太硬、做事太绝。
而如今申时行被袁宗道一番话提醒，发现高务实现在极有可能要改变风格，成为第二个高拱，他一惊之后又是一喜。
惊的是高务实既然要学高拱，而其又身为户部尚书，接下去对南方商人的压制肯定是极为强力的；喜的是高拱昔日毕竟只对付官员，打击面相对来说还有个限度，而高务实这一下如果把整个南方商人都打压了，那么反对他的力量也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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