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的这封信略出海瑞意料之外。
海瑞与王锡爵其实是认识的。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作为三鼎甲之一，当然是留京为翰林院编修，而海瑞在嘉靖四十三年时由兴国知县升调户部云南司主事，也去了京师。
不过，彼时的海瑞与王锡爵并不熟悉。一来海瑞为人比较“孤僻”，不经常进行官员之间的例行走动；二来王锡爵大名鼎鼎又身份清贵，对于海瑞这种两次会试都落了榜，结果以举人身份补官，从县教谕做起，花了足足十年才混到知县，又花了六年才混道户部主事的“学渣”完全看不上眼，自然也不会去主动接近海瑞。
他二人的交集出现在隆庆三年年底至隆庆四年年中的大概半年时间里。彼时，王锡爵因做经筵日讲官时表现不错，被时任首辅李春芳等看中意欲提拔，可惜京中学官满编，于是便将他调往南京国子监任司业，算是“考察锻炼”。
而海瑞因为《治安疏》的关系声名大噪，这几年屡有升迁，此时也正巧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外放了应天巡抚。
应天大致便是南直隶的长江以南部分，最大时下辖应天、承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平、池州、徽州、宁国、安庆十一府以及广德一州。范围基本相当于后世江苏南部和安徽南部。从彼时的经济上而言，差不多算是大明最强的区域。
应天巡抚早期驻南京，借居会同馆，成化时另建公署，迁出会同馆。嘉靖后，每遇风汛则驻苏州，称行台，海瑞在任的那段时间基本常驻苏州。(注：万历二年，为了便于居中调度，抚署从南京迁往句容；原历史上万历三十一年以后，常驻苏州。)
说到这里，情况就很分明了——王锡爵正是苏州首富，人又恰好回了南京，更巧还碰上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清丈田亩，人也直接驻于苏州，这哪能不起冲突？
海瑞在应天清丈田亩，本身是为了配合高拱起复之后又开始继续推广一条鞭法。
这里要稍稍说明一下，一条鞭法是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至高拱起复和海瑞出任应天巡抚的隆庆三年年底，其实已经出现了四十年之久。
但是，其出现虽久，却并未在大明全面铺开，因为该税法的主要特征，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这样一来，固然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因为只征收银两的原因，导致其在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流通不发达的地区严重“水土不服”。
利弊皆有的事情，按照此时的官僚习惯，大抵就只有少数人愿意尝试推广，更多的官员则倾向于“无为固然无功，但至少不会因过得咎”，于是反对推广。
当然，朝廷高层里头还是有改革派的，如高拱、张居正等重臣就力主推广一条鞭法。不过，高拱虽然是此时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也的确力主推广，但他的推广和原历史上张居正在万历九年直接一刀切，搞“全国强行推广”不同。
高拱主张一地一地逐个推行，其思路是富省先行，中省渐随，贫省暂缓。于是很显然，天下最富的江南地区，也即应天巡抚辖区肯定是要“敢为天下先”的。
简化行政的好处，后世人当然清楚，但“古人”也未必不懂，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在一条鞭法提出四十年后还没搞出个名堂来？
原因很简单：这其中的道理我虽然都明白，但行政越复杂，我作为官吏就有越多的机会上下其手。你现在忽然说要简化，我利益攸关啊，怎么可能轻易答应？
阻力，就是这么来的。
既然阻力大，那么刀就一定要锋利才行，于是高拱祭出了海瑞这把屠龙刀。
屠龙刀当然名不虚传，但指望海瑞单枪匹马“扫清妖氛”也不现实，所以海瑞的举动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没错，他把主要矛头对准了刚刚致仕回乡不久的前内阁首辅徐阶。
这段往事不必细说，只说附带影响。王锡爵身为苏州首富，其家产固然大部分是继承而来的，但这些财产的来源自然也少不了彼时官商集团的统一风格，什么“逃田”、“诡寄”、“飞洒”、“移丘”、“换段”、“改册”之类，那是一项都不会缺失，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不过，王锡爵一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以自己当时在官场的名声地位，是不足以与海瑞争锋的，因此一直刻意保持低调，不肯掺和进这场“神仙打架”之中，以免成了那遭殃的凡人。
而海瑞这边也的确只把徐阶作为首要打击目标，对于王锡爵家中的一些事，他虽然也收到过一些百姓的告状(注：因为海瑞鼓励百姓伸冤，类似的告状多得惊人，不止针对王锡爵)，但没有直接动用国法，而是写信给王锡爵，把那些状告全都抄了一份送去。
这一套，海瑞对徐阶也用过，算是一种“先礼后兵”。徐阶一开始的时候也“给面子”，退还了一些田地，可惜海瑞认为他退得太少太少了，这种“退还”纯属面子工程，因此海瑞再次写信给徐阶，让他退田一半，徐阶当然不肯，于是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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