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这一问非常直接，不像以往心学派喜欢打着各种高大上的旗号来反对的样子，而是直截了当问财力能否支应，这是他吃定了高务实或者说户部已经再无余力用于别处的表现。
户部是不是真的再无余力？这要看高务实是否打算实行他自己收拢财权之后的新制度。
如果按照原先的制度，户部其实仍有能力支持此次作战，而倘若按照他收拢财权之后的新制度，则反而会在短期内丧失这种能力。
这么说看起来很不应该，因为收拢财权之后，户部掌握的财力明显要翻几倍，凭什么反而会“短期内丧失这种能力”？
其实不然，收拢财权之后的户部真的会暂时陷入钱荒，因为户部手里将会突然多出大量的实物，而这些实物又无法快速变现成为真金白银，继而用真金白银购买战争所需的全部物资以及作为军饷、赏赐等开销。
这里有一个后世绝大多数书籍中都不会提到的冷知识，即有明一朝的所谓的财政收入只有数百万两(如400万、500万)，并非是其财政收入的总额，而是单纯指征收入库的白银。
一条鞭法要改变的就是这一条，高务实要收拢财权、取消折算的目的也是提高白银收入，但问题在于……其他税收到底有多少？
在高拱清丈田亩基本完成之后，去年也即万历十四年的大明全国财政收入大致是这样的：
田赋折银约1800万两，但绝大多数无法折算，即其中绝大多数为实物；
盐税折银约200万两，且这笔收入是全白银，但因为开中法的缘故，要支应边镇约80万两，户部实收约120万两；
商税107万两，这笔收入也是全白银，但北方诸省加上被高务实改制过的广西就交了37万两，开海诸港交了46万两，两者相加占比已经高达77.6%。
而富庶的江南地区在去掉了港口商税(实际上是关税)之后，只交了11万两。这还是经过张四维那一次在江南收商税等几次事件之后的收入，此前甚至只有几百两，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剩下的部分，则是如四川等地的商税收入。
(注：根据《中国财政史》、《明代税课司、局和商税的征收——明代商税研究之二》等资料的研究分析，历史上这一时期明代全国商税只有23054两白银……我呆滞了。)
钞关收入42万两。钞关是有明一朝征收内地关税的税关之一，可准使用大明宝钞缴税，不过因为大明宝钞近乎废用，收上来的宝钞虽然高达八九百万锭，但这笔“收入”实际价值远不如纸面，折算之后就只剩42万两银子了。
以上数据一放，就可以看出大明的财政的“缺银病”有多严重：去年全国的太仓收银一共582万两，减去盐税、商税和钞合计的269万两，实际上田赋之中的白银缴纳部分只有313万两。
然而众所周知，大明财政占比最大的收入就是田赋，现在田赋收银的比例却只有不到两成，确切的说是17.4%。
高务实一旦收拢财权，就相当于承担了将价值高达约1500万两白银的实物变现的责任，他又不是神仙，这变现不要时间的吗？
何况变现也不能瞎卖，如何在合适的实际卖出合适的价格，并且不会导致全国范围的物价大幅波动，这都是他作为“大户部”掌舵者的责任。
当然，到了那个局面，就是考验“大户部”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了。
回头说刚才那1800多万田赋，去掉收取白银的313万两，实际上还有1500万实物税。这1500万实物税也并非全都是粮食，大致上还分为如下类别：
米、麦有2400余万石，丝绵有41.4万斤，布帛有56.3万斤，棉花绒有22.2万斤，折色钞863万锭(即上文说的那42万两钞关税，明代统计在田赋里，我也不知道为啥。)
如果读者诸君还记得前一次朱应桢和高务实谈及岛津家和日本石高制度时，曾问及高务实“大明有多少石高”那件事，就会发现当时高务实的说法很“表面”。
高务实当时回答朱应桢说大明“石高”约二十亿。这话显然只是按照大明全国耕地面积与全国平均亩产来说的，他回避了实际征收的田赋有多少这个问题，因此朱应桢放肆取笑日本蕞尔小国，只及大明百一。
实际上，日本此时的田赋税率远高于大明十倍以上，实际征收更比大明靠谱得多，大明朝的什么隐田、飞寄等偷税漏税项目在日本基本没有，所以日本此刻的财力其实并不比大明差到哪去，要不然他们全国那五十五万常备军就只能喝风拉烟了。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先是因为宗室问题启动了开藩禁计划，户部要为很多远支宗室“一次性买断”出钱，这已经是压力巨大了。
紧接着打了西北平叛之战，虽然高务实费尽心机打了一次“短平快”战役，但毕竟除了他本人率领的“中央军”之外，西北及周边各地的军力调动、作战也是要花钱的，如此一来户部、兵部又得亏进去一大笔。
兵部花掉的部分本来和户部没关系，但现在高务实既然要收拢财权，那么兵部的账也就只能一起接手，于是负担也得转移到户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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