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尚书吃了瘪，两位相公只好亲自出马，但亲自出马也不是亮个身份就能镇住高务实的，总得拿出点说辞来才行。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两位尚书吃瘪固然是真，但其实已经将平时常用的说辞都用了一遍，什么害民论、无用论，刚才实际上都已经讲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相公又有什么杀手锏呢？
刚刚递补为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王阁老端坐席间，但上半身却转了过来，朝尚书席面上的高务实笑道：“锡爵久闻大司徒能言善辩，咳唾成珠，不意今日有幸得见，果有诸葛武侯之遗范。
不过大司徒一定知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孔子亦在《论语·里仁》中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在《论语·学而》中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高务实淡淡一笑，朝王锡爵微微拱手，道：“荆石公教训的是。只不过，方才所论之事关乎朝廷大政，务实虽德薄才浅，亦不敢以个人之俗名凌驾于天下之政略。
我实学一宗，素来讲究所为之事必当有利于天下，切忌蚁羶鼠腐，狐媚猿攀，是以但凡论政，务实历来不敢讳言。再有，正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若是辩理无用，我等读书十载，写就时文千篇，所为何来？”
王锡爵心中一凛，暗道：高求真果然善辩！我以君子之方欺他，他根本不肯上当，所言之意无非是说，他因为忠于朝廷、忠于天下之大政，即便舍了这君子之道也在所不惜。
高务实这个回答确实有点说道，因为对于一般的读书人而言，首要的关注点并非自己算不算“能臣”，而是自己算不算“君子”。在此时天下大多数文人的心目中，一个人首先应该是君子，其次才好去争取做个能臣。
王锡爵他们所属的心学派就是这种思路，甚至传统的理学一派，也即通常而言的中立派，其实大多数人也持此态度，惟独实学派里头有些人对此抱有异议——譬如高务实现在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
当然，高务实的表达其实并非“我哪怕不算君子，但我至少可以做个能臣”。他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要我做个选择，那么为了成为能臣，我宁可不做君子。”
这两种意思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有个先后顺序在里头，有个因果、取舍在里头，意义其实就大不一样了。
王锡爵呵呵一笑，道：“大司徒年未而立，学问既精，思虑又疾，以此学问思虑，论辩自然无人可及。不过，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素来最忌操切。
天下间有许多事原本或许都是好事，许多政策原本或许都是善政，然则一旦操之过急，一应大政累积在一块儿施为，就可能适得其反。
一如此前朝廷急于积攒钱粮，为攻略察哈尔而准备，结果闹出西北之乱。去年大司徒收天下财权于户部一衙，新设两署十三司，此大政也。此大政行之是否有效，是否另有意料之外的变数，这都需要时间长期观察，不能仅以去年收支之数超越以往，便言之凿凿，认为必是善政无疑……”
“施政是否有益，益中是否有弊，的确需要时间来证明。在这一点上，务实完全同意荆石公之论。”高务实点了点头，道：“不过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去年户部收揽天下财权之举，即是为西北之乱‘反求诸己而已矣’。见兔顾犬，亡羊补牢，虽前祸已然，亦可为后患之补也。
至于荆石公所言之中论及今施政操切，务实虽当自省，不过这些‘大政’原本便是环环相扣，互为依存之政。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将来再欲行之，条件已然不再，岂不悔之晚矣？”
无论阁老席还是尚书席，见王锡爵与高务实这两位大学霸开始引经据典地对战，都不禁有些暗暗兴奋。说起来，大家都是学霸，这两席之上，当年考试成绩最差的周咏也是三甲同进士出身。
按照科举三年一度，一次约莫取三百人来说，同进士那也是平均每年只在全国挑一百号的人才，那学问能差得了？至于其他诸位就更不必说，基本都是二甲出身，甚至申时行申元辅干脆就是状元公。
习武之人有机会和势均力敌的对手对战，几乎各个都是兴奋不已，摩拳擦掌想要好好较量一番，读书人难道便不是了？无非一个动手，一个动口罢了，而身为内行，能够观摩高层次的对战，原本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何况一般而言到了阁老、部堂这个层次，除非是在御前，否则很少会亲自下场“交手”了，自然更加不容错过。
不过，观战者固然开心，参战者却未必，比如王锡爵此时就有点烦高务实的应对手段。
别以为他俩都是引经据典，就以为两个人是在同一个频道论战，其实不然。双方实际上都是在互相设套，王锡爵的引经据典是为了将高务实拉进他王阁老的主场，反之高务实的引经据典其实也是为了将王锡爵拉进他高部堂的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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