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之见，明满联军和科尔沁主力应该把任务调换过来，明满联军出塞即停，先确保自身安危，科尔沁部则主动前来找明满联军汇合。
按照他的设想，如此一来，明满联军首先就确保了自身立于不败之地，而防御战——哪怕是野战防御战，优势始终在明满联军手里，图们汗就算得知了消息，也未必会来踢这块铁板，那么形势自然也就倒转了过来。
即图们找不到偷袭明满联军的机会，只好去找科尔沁的晦气，科尔沁肯定会来找明满联军汇合，因此战斗爆发的地点离明满联军的驻地不会太远，一旦战斗打响，只要明满联军这边的哨探靠得住，就能很快获悉并赶去夹击——总之就是明满联军和科尔沁的位置对调，所面临的危险程度也对调。
如此一来，功劳能拿得最足，损失却可以降到最低，堪称两全其美。
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大一批延绥三边系将领的支持，萧如薰本身也对此颇为动心，因为他知道尤世功这个观点其实是最为陕西三边将领考虑的。
为什么这么说？陕西三边的将领在辽东这边轮职的情况不算特别多，只是由于西北之战后高务实几乎拥有了整个九边体系中主要将门的支配力，以至于可以从整个九边的高度来进行力量调配，于是将一大波三边系将领调来辽东。
除了萧如薰本人之外，高务实还主导选调了时任蓟州燕河营参将任自强、大同镇中军坐营(同游击衔)高策、大同入卫游击沈栋、宣府东路游击解生(蒙古族)、大同宁虏堡守备摆赛(蒙古族)、宁夏玉泉营守备杜松、延绥双山堡守备尤世功、大同守口堡守备杨登山至辽东任职，各将官皆准家丁随任。
这批人其实在高务实心里而言，是为了入朝作战而准备的，但因为这事没法提前讲，因此三边系将领本身都不清楚。不清楚目的当然就只好揣度，因此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高务实要牢牢掌控辽东局势，从蓟镇、辽阳两个方面锁死辽西的李成梁系，确保实学派对九边全局的控制力度不减退。
既然是为了强化控制力，那么显然就必须加强力量，所以当时高务实通过兵部给于了他们这些三边系将领很高的随任家丁额定——就是允许募集多少由朝廷发饷的家丁。
给了多少员额？时任宁夏副总兵萧如薰给随任家丁五千额定，蓟州燕河营参将任自强给随任家丁两千额定，大同镇中军坐营高策、大同入卫游击沈栋、宣府东路游击解生三人各给一千五百额定，大同宁虏堡守备摆赛、宁夏玉泉营守备杜松、延绥双山堡守备尤世功、大同守口堡守备杨登山各给一千额定。
所以按照额定员数计算，那次兵部调动他们来辽东，足足给了15500随任家丁员额。即便后来曹簠带走五千家丁去蓟镇上任，辽东实学系将领所掌握的兵力也能达到四万，超过或至少持平李家军的嫡系兵力。
三边系将领的猜测到这里都不能算错，因为高务实确实有这样的考虑，只不过接下去就开始渐渐不对了。最大的误区就是，三边系将领认为在高司徒的布局之下，他们首要的目的是不能损失力量或者尽量少损失力量，以免辽西辽东力量对比失衡。
但事实上高务实并不太在意这一时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一些变化，理由是在整个九边层面，实学派对心学派李成梁系力量是形成碾压的，心学派拼命维持李家军并不是想要反过来压制实学派武将——至少在当前，这种情况完全不现实。
心学派想做的，无非就是“留个香火”，不要搞得在整个九边体系之中失去了全部的发言权，一点存在感也无。要是一点军事存在都没有，将来朝廷里论及边务的时候，心学派难道就只能一言不发么？
在高务实看来，一定的损失并非不能承受，至于损失的补充，他也并不担心。随任家丁是有朝廷给饷的，这个给饷的标准远高于寻常卫所兵，几乎是卫所兵的三倍甚至更高，而且各自的主将也会想方设法再给些赏赐用以笼络，因此待遇极佳，不怕招不到兵。
京华之所以能“号令群雄”，除了高务实的政治力量之外，毫无疑问还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种实力并非说京华直接给将领们发钱，那肯定不行，性质上至少是行贿，往上甚至可以算作图谋不轨。
但京华是一个工商两道的巨无霸，它能提供的合作机会实在太多了。将领们随便参与某项京华的业务，成为京华供应链中的一个部分，就能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拥有了向自家家丁部队“发津贴”的实力。
所以这样一来，他们即便在某次战争中损失了力量，也可以在后方快速得到补充，基本上不可能打得一蹶不振——除非是成建制被人全歼了，那样的话恢复起来才会很慢。
此次这场救援科尔沁的仗在高务实看来是不能不打的，因此损失问题早就考虑进去，他认为即便打得最糟糕的局面，应该也不至于会出现被全歼的惨状。
三边系将领们并不知道高务实的心意，只是按照最稳妥的情况来思考作战方式，虽然未必是对，但也不能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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