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穿梭，时光如织。塞北的密布战云并不能直接笼罩京师的天空，大明的北京依旧如平时一样，享受着秋日的凉爽。
但这样怡人的平静很快被两封塘报打破，宛如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一颗石子——不对，是砸下一块巨石，掀起了令人震惊的波澜。
第一份塘报来自辽东，由辽东巡抚顾养谦上奏，报曰：“(我军)出塞数日，遇虏于开原西百里处，副总兵萧如薰探知，整装备马，欲迎敌于莽原。俄尔两军初战，观虏所部约二万，与我匹敌，乃语众将曰：‘此无惧焉’。遂与副将麻承勋议，萧如薰亲率中军鏖战，麻承勋部出右路绕袭虏之侧翼。
虏只一路强攻，攻势虽烈，不能破如熏。又以麻承勋侧翼之袭故，虏势稍挫，退矣。我获首级二百余，杀敌或数百(注：蒙古有抢回阵亡者尸体的习惯)。王师虽小胜，伤亡亦四百余，遂顿兵以治。
孰料次日有虏败军往投，问之，言其非虏，乃科尔沁败军也。如薰震惊相询，方知虏日前虽受小挫，主力尚在，乃转道往北伏击科尔沁。科尔沁贝勒明安原闻王师见虏，携其弟莽古斯、洪果尔等欲援。不意遇敌，大败，死伤逃散者四千，势大窘，乃奔投如薰处。
辽东副总兵萧如薰、开原参将麻承勋报于臣，皆言虏部或为图们前军，彼以此胜，必张枭势，不便即刻反击以遂其计，当携科尔沁稍退至开原之西，边墙之外暂驻，以图后事。
臣意，今科尔沁虽有一败，我则一胜，虏亦一败一胜，可言均势。然我此番出兵，原为解救科尔沁而往，彼部既已为我所救，大势胜也。故臣以为可允，待科尔沁实力稍复，何时不可出兵耶？
况虏来攻科尔沁，虽获一胜，未能倾覆，势必再图。我携叶赫、哈达、建州(右卫)及科尔沁各部以逸待劳，胜算增也……”
这封塘报的主要意思大抵是这样：萧如薰出兵遇敌，中军正面迎敌，麻承勋率本部迂回包抄，最后打了一场小胜，虏部退走，萧如薰则顿兵救治伤员。
然而仅仅过了一天，科尔沁败军来投，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本来是听说明满联军遇敌，要来和明满联军夹击察哈尔，但没料到这边打太快，察哈尔也走得太快，于是在路上被伏击了，大败一场，损失了四千精锐。
萧如薰、麻承勋都认为不应该现在去和察哈尔打，要求退回开原长城边上，等着察哈尔主动来攻，这才好以逸待劳，发挥火力优势，而顾养谦也赞成这个办法，便请皇上圣裁。
老实说，辽东方面的塘报虽然不算太如意，但也不算太糟糕，可以说还是在能够预计的范畴之内。至于回撤到开原城西面的长城之外，大家也不是不了解这么做的动机。
实际上，以逸待劳什么的还只是显性动机，更重要的动机别说顾养谦这位文臣没提，连萧如薰和麻承勋两个武将都很精明地没有说起，因为那个理由不太方便现在宣之于口。
科尔沁主力越是靠近开原定下来，他们将来就越是离不开大明的保护，久而久之便会变成第二个哈达、第二个叶赫。
这种事如果放在十年前，那还是喜忧参半，因为羁縻效果虽然可能提高，但危险系数也会放大——万一科尔沁因为什么意想不到的原因暴走了，由于其离得很近，对开原的威胁显然更大，最起码开原的反应时间被大大的缩短了。
但在眼下，至少实学派的官员们，无论文武都不再担心这一点。高司徒的羁縻办法实在太厉害了，纵观这十几二十年来，凡是由他主导搞出来的羁縻地区，不客气的说，当真是比某些边地本身还牢固，听话程度堪比守户之犬。
因为这样的原因，朝廷对于批准顾养谦的奏疏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只是由于目前仗还没打完，“图们主力”甚至都没出现，那当然还不着急赏赐的事。故而，皇帝很快同意了内阁的票拟，批准顾养谦所奏，并再次提到辽东作战由他们自行处置，给于便宜行事之权。
但等到了次日，另一封奏报却把朝廷惊呆了。大宁城传来的塘报报告了一件大家都没有料到的大变：土默特东出的援军遭到图们主力截击，在大宁城西南不到百里处的青城(不是青城派的那个青城)城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三万余援军至少损失万余人马。
更糟糕的是，主帅额尔德木图和副帅布塔施里还在战后起了争执。额尔德木图力主前往大宁城暂避锋芒，并收拢败军，再图后续；布塔施里则怒斥额尔德木图不够胆色，要求紧急收拢残部并马上反动反击，跟图们决一死战。
按理说，这种危难之际当然应该由主帅额尔德木图一言而决，可是此次出兵双方的力量几乎差不多持平，这就有点微妙了。
额尔德木图手中的核心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父王把汉那吉交给他的约七千西哨精锐，一部分是恰台吉留下的约五千本部。
而布塔施里手里的兵力是一万整，全部由他母亲三娘子掌握，其根子就是当年俺答汗王庭亲军的一部分，一般被视为土默特精锐中的精锐。
除了他们俩之外，从属土默特的各部当然也都一家家各出了一些，但他们的话语权肯定远不如额尔德木图和布塔施里，也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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