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拜别皇帝，回到内阁。他刚要进大通房，便见到大门口站着一位三旬年纪、服青袍、绣白鹇的官员肃手而立。高务实正觉眼生，想要打量一番，却见那青袍官已经主动上前参见道：“下官李之藻，奉命前来为元辅洗笔。”
高务实这才想起来，因为自己身边的观政进士熊廷弼已经外派，现在身边没人可用，因此吏部尚书陈于陛早就私下底向他了解，问他想要在身边配备哪位年轻官员，而当时高务实就主动点了李之藻的大名。
不过这里有个新词，就是李之藻方才所谓的“为元辅洗笔”。“洗笔”这个词有多新呢？答案是就在高务实当了首辅之后才出现。
或者换句话说，李之藻就是大明朝第一位正经被称为“洗笔”之人。不过请注意，“洗笔”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就如同内阁首辅不是正式的宰相一样，“洗笔”这个词是如今京师官场因为高务实的习惯而被动产生的。
本书很早之前就对“何为宰相”做过一些描述，其中采纳了后世主流的定义：“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必须拥有议政权，以及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
为啥要从这里说起呢？因为明后期内阁首辅有好几位都是权势滔天，以至于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首辅真的是宰相的变体，但这个结论其实是不成立的。
根据上面这句定义，简而言之就是宰相除了拥有议政决策的权力，还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第一点不用说，因为票拟问题本书多次强调过了。这里重点谈谈第二点，也就是所谓的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
这个限定条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第二个限制标准，那么几乎所有可以影响皇帝决策、对军国大事有建议权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宰相，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梳理下历史，唐以前的宰相机构大致是西汉的丞相府、东汉的三公府、魏晋南北朝的尚书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丞相府和三公都可以开府置官属，宰相机构下面有很多部门曹司和佐吏(都属于国家正规编制)，无论是丞相、三公府亦或是尚书台，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而宰相是行政机构的长官。
谈论宰相，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宰相本人，也需要重点关注宰相所在的行政机构。所谓“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在尚书省体制下，是通过尚书符指挥监督地方；在中书门下体制下，是通过牒指挥天下节度观察等州府。
唐开元年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中书门下置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中书门下体制自开元一直延续到北宋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后恢复三省建制，南宋后恢复一省制，无论是金代的尚书省抑或是元代的中书省，封建王朝的宰相机构都是依托公府、三省(中书门下体制可以看成是特殊的“一省制”)而运行的。这些公府、三省下都设置有大量的曹司(或者某某房)等具体处理庶务的机构，和后世国W院下设某某部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关键来了，有明一代的内阁，其与六部的关系并不是尚书都省体制下都省和六部的关系，因为内阁没有下设任何可与六部对接的各种相关的职能部门，所谓的“内阁领导六部”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
而且内阁也不能像尚书省通过尚书符、中书门下通过敕牒指挥地方——这一点前文也多次说过，首辅往往需要靠私函，也就是写信来告诉地方大员该怎么做。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即该地方大员如果不听，至少理论上这位首辅也没法因此给他定罪——你只是私下和我交流，又不是行政命令，我干嘛非听不可？
由此可见，有明一代的内阁首辅似相而非相，其“相权”缺乏制度确认，也缺乏相应的办事机构，只是一个瘸了腿的宰相。然而问题是，即便从后世的发展来看，“行政首脑”这个职能也不可缺席。哪怕你皇权再盛，皇帝本人到底是没法干好这个工作的，必须有个官僚体系的一把手才行。
高务实有心改变这一点，但他很清楚，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否则万一被六部或者其他什么人跳出来拿朱元璋的话来硬怼，那他高元辅脸上就不好看了。
他的思路还是一贯的，一步步来推进，先期动作的幅度要小一点，然后慢慢如温水煮青蛙似的逐渐加大火力。
他先以熊廷弼为第一步试探。在高务实做首辅以前，观政进士在内阁的工作……直抒胸臆一点就是端茶送水，字面意义上的那种。
可以这样说，观政进士单纯就是在阁老们身边“看看”，极少数的情况下——比如你跟的那位阁老挺喜欢你，那么或许人家会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考校一般的让你参详一番，这基本上就是极点了。
因此，观政进士的“观政”更多在于混了个资历，证明内阁对你有一定的认可，你算是“储相”之一了。
而高务实对熊廷弼的使用显然打破了这一常例。熊廷弼在“高元辅的观政进士”任上就经常代表高元辅去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传达元辅的意思，甚至还有权对高元辅的命令做出一定程度的解释、补充。这就很不一般了，远非过去的观政进士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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