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对皇帝的了解自然不及高务实之万一，在高务实看来，说服皇帝其实很简单，因为时至今日，朱翊钧关心问题的主基调只有两个：一，对赚钱有没有帮助；二，对名声有没有损害。
如果非要讨论得再深入一些，那就是在赚钱和损失名声之间做出衡量与取舍。
简单地说，如果既赚钱又赚名，这种好事不用多想，立刻答应就行；如果赚钱很多，名声多多少少会有点损失，那也问题不大，还是可以答应；如果赚的钱有限，但对名声的损失却很大，这就需要三思而后行。毕竟自己这都快要封禅泰山了，现在做出一些过于损失名声的事情可不太划算啊……要不等封禅结束再说？
所以高务实要去说服皇帝，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要抓住这两点：既要让皇帝觉得此事有利可图，又要让皇帝觉得不会挨骂——至少不会被骂得太狠。
有利可图，这是高务实做事的一贯原则，而且他总会努力确保决不能只是自己有利可图，而是让能够配合自己的人都从中分得利益。
合作嘛，总要双方都能有利可图，这才能够长久，否则岂不成了目光短浅到只会开杀猪盘的阿三一个水准？
和皇帝合作也是合作。皇帝能赚钱而不影响名声，他高务实既能稳固权力，还能把政治理想推行全国，这就是合作共赢。
那么，在当前的科举制度下添加“算术选考”项目，怎么就能让皇帝有利可图呢？很简单，因为高务实会告诉皇帝，这些精于算术的人才慢慢走上政坛之后，朝廷收税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从此就能让以前很多收不上来的税变得能够收上来了。
朝廷收多少税难道不都是朝廷去开支么，和皇帝本人有直接关系吗？当然有，而且关系很大。
之前就说过，皇帝内帑之中有一大进项称之为金花银。这个金花银的制度说起来很复杂，但如果概括一下，大致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金花银收入在事实上与朝廷粮税多寡呈正相关。
说人话就是朝廷税收越高，皇帝以相对固定比例收取的金花银也就越多。注意，这里说的“相对固定比例”，即“皇帝抽成”的比例确实可以调整，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固定的，不会说调整就调整。
前不久才刚说过，万历朝进入内帑的金花银“一年大约一百万两，但是基本专款专用，用于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包括赏赐，通常没有结余”。
“没有结余”很能说明问题：这笔钱一直处于“只少不多”的状态。考虑到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本身就是个弹性开支，甚至连后妃与宦官宫女的人数都是很有弹性的，因此对于皇帝而言，这笔金花银哪怕已经有一百万两之巨了，但它依然是一笔永不嫌多的进项。
解释到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只要“算术选考”这件事大大有利于收税，而且多收的税款还并不是额外加征，而只是把以前那些偷税漏税的窟窿给堵住，将税款重新收到朝廷手里来了，那么皇帝的金花银收入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
这可不就是“有利可图”吗？以高务实对朱翊钧的了解，这位在原历史上认为只要肯交税，商人服朱也未尝不可的皇帝，绝对愿意支持“算术选考”。
那么，有利可图的问题看来可以得到解决，接下来就该考虑一下名声问题了：这件事会影响皇帝的名声吗？
高务实认为，大致上是不会的，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在于，算术选考名义上的终极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把原本就该收上来的税真正收上来，并不涉及任何加征，所以朝野内外、士林上下其实找不到对此加以抨击的合理理由。
当然，表明上的理由永远都是表层问题，如果他高元辅只看得到这一点，那他这些年的官场就算是白混了。问题的真正根源从来都不在名义上的那些说辞，而在于背后的利益归属、利益分配。
这些原本应该收上来的税，实际上去了哪里？当然是去了权贵与士族乡绅手里。
权贵，这里一般指朱明宗室与开国、靖难两大勋贵集团，当然也包括其他零零散散获得爵位的人家——高务实现在也算其中之一；士族乡绅，实际上就是泛指通过读书考得功名的人与其家族这个集团。
不过，以前就说过，很多人以为的大明完全不收商税并不符合事实。大明朝其实是收商税的，只是一来征收的项目极少，二来征收的比例太低。
甚至，很多地方居然还可以任由疆臣自行调节税率，于是最终结果就是虽然征了，但比没征也强不了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后世沦为笑话的“江南一年茶税二十四两银子”——你说你留这二十四两干嘛，是打算气死皇帝吗？
这可是江南地区啊，经济作物种植远超粮食种植的江南地区啊！一年茶税竟然只收起来二十四两银子？这还不如干脆全免拉倒，至少能混个好名声呢！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个误区，就是勋贵和士族(这里及以下都泛指有功名的读书人)免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按照明律规定，勋贵方面是伯爵以上才免税。
换句话说，伯爵(或侯爵、国公)本人是免税的，但伯爵的家人并不免税——比如你爹是某某伯，但你并非长子，也没有混到爵位(这很正常，因为明朝没有男爵和子爵)，而且现在你已经成亲了，分到了你爹给你的一部分田产。那么不好意思，你的这些田产其实并不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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