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时候，南明政府想封郑成功为亲王，名字都想好了，叫潮国国王。但是郑成功坚辞不受，因为明代没有封异姓功臣为亲王的先例(但有死后追封郡王的)，于是永历帝改封他为延平郡王。
不过异姓王的爵位通常都不能继承，其后代都是降为国公，以国公传世。例如徐达的封爵就是中山王，而他后代的爵位则是魏国公。
当然，在乱世时期，一些规矩也就严格不起来了，便也有异姓王袭爵的情况。还是说郑家，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郑经就继承了延平郡王的爵位。
不过这些都是说封汉人为王的，或者即便不是汉人，但也是汉化程度极高的国内少族，那么对于册封蒙古人，究竟有没有什么说法或者先例呢？
也是有的。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六年，蒙古瓦剌部首领马哈木等人响应明朝的招谕，遣使“来朝贡马，且致诚恳，请印信封爵”。
永乐七年，明朝册封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三人为顺宁、贤义、安乐等三王；十一年，蒙古鞑靼部首领阿鲁台“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于是明朝又册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至此，明朝与东西蒙古分别正式建立了封贡关系。
不过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以上这些册封，与如今的顺义王把汉那吉情况并不相同，不应该作为类比。为什么呢？因为受封者的心态完全不同。
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册封，在明朝的官方记载中，更多体现和强调的是马哈木、阿鲁台等蒙古大封建主主动向明朝俯首称臣，接受明朝的封爵，向明朝奉表纳贡。然而明朝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却与蒙古对封贡的真实看法和态度有一定差距，甚或是相左的。
实际上，永乐年间明朝对蒙古顺宁王、和宁王等王的册封，是在蒙古内部分裂、大汗权力式微的形势下，东西蒙古激烈混战争霸，而明朝积极介入其中的产物。
在当时明蒙对峙的形势下，对于瓦剌和东蒙古来说，谁能够获得明朝的支持，谁就能在争霸中取得优势。因而，接受敕封，遣使朝贡，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就成为争霸双方竞相采取的策略和手段。
于是，不论是马哈木等人，还是阿鲁台，其接受明朝印信封爵真正动机和目的在于换取明朝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以便在内部争霸斗争中孤立打击对手，击败对方。
对他们来说，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不过是双方进行争霸的手段和工具而已，其意义更在于藉此实现与明朝的政治联合，获取封爵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以便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借明朝的力量去打击对手，对于处于劣势的一方尤为如此。这也是瓦剌较早接受明朝封爵的动因所在。
由此可见，封贡在他们而言，与其说是臣服于明朝，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为了争霸而行使的权宜之计，而并不完全代表其真的“愿同内属”，成为明朝的恭顺藩臣。而一旦在争霸中取得优势，这种态度和看法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
如，瓦剌马哈木等人乘东蒙古新败于明之机，屡败阿鲁台，又袭杀本雅失里汗，另立答里巴为傀儡可汗，势力大增，一时占据草原争霸的上风。
于是，永乐十一年遣使向明朝提出要求“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为部属”，且“又多所请索，表词悖慢”。而东蒙古卜颜不花也向明朝陈说瓦剌“自弑立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盖所利金帛财物耳”。
虽然在当时大明朝廷看来属于“悖慢”表词的具体内容，如今已无文献佐证，后人无从了解，但显然其应该是瓦剌以平等姿态与明廷对话的反映。而卜颜不花所言虽然意在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却也揭示出瓦剌“欲与中国抗衡”的不臣态度和遣使朝贡的真实目的。
阿鲁台也是如此。永乐十二年，朱棣北征，于忽兰忽失温击败马哈木等人，班师途中特遣使谕知阿鲁台，时阿鲁台驻地距明军不过三日程，但阿鲁台仅是派遣所部首领来朝，而本人以患疾为由拒绝朝见朱棣。
历史上如南匈奴、突厥的首领，都曾躬身朝觐汉唐天子，而阿鲁台却对近在咫尺的明成祖避而不见，其不愿向明朝皇帝俯首称臣的态度不言而喻。
当然，永乐间顺宁、和宁诸王的册封毕竟是在蒙古政治分裂和汗权衰落的情势下产生的。那么不言而喻，在统一而强有力的集权之下，一般就不可能出现占据一方的蒙古封建主背离大汗而接受明朝封爵的情况。
而不论是马哈木等人，还是阿鲁台，毕竟都是手握重兵的异姓赛特(sayid，指非成吉思汗家族出身的大封建主)，是蒙古大汗之下的权臣。这样的身份，使得其在蒙古政治分裂和汗权衰落的情势下更易于接受明朝皇帝的封爵。
对他们来说，大明皇帝给他们敕封王爵，不仅对其原有地位毫无损害，而且经济上可以获得巨大实利，自然乐意接受。而且，就明初的明蒙形势对比而言，新生的明王朝力量强盛于蒙古，为拥有较强主动进攻性的一方，反观蒙古势力则受到严重削弱，内部陷于分裂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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