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对于婚姻的记载很少，大多是注重上层社会的礼仪婚约。
记载的多是官宦、贵族和皇室，至于乡村婚姻是不被记载的。
即便如此，乡村婚姻也占据了大多数，贵族始终是少数人，婚姻由此产生的家庭具有多重功能。
诸如经济功能，社会政治功能，生产功能，爱情功能。
在大汉无论是哪一个阶层，爱情功能都是居于最未位。
即使刘扛把子以前挂着皇室贵族的牌子，可终究是经济能力不行，婚姻对象也就是寻常百姓家的妻子。
大多数人都是日久生情！
只有曹老板这类人是一见钟情，主要还是想要上她。
上层社会的婚姻是社会政治功能与生产功能居于主导位置，而一般百姓的婚姻则是经济和生产占据主导。
经济功能，一种是因为婚姻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如司马相如卷走卓文君，故意当街卖酒恶心人。
然后老丈人挂不住面子，最后成功得到经济赠予，成为富贵人士。
二是因为劳动力的增加，无论是女方嫁到男方，还是男方入赘到女方，壮劳力增加后，家庭经济就能跟上来了。
古代乡村经济一直是简单的再生产过程，大汉时期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还算不上太过尖锐。
毕竟许多地方都未曾开发，连江东这种富庶之地，都是随便撒种子就能收获许多粮食，百姓不愁温饱。
农业生产再扩大的主要方式就是借助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因此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增长，便成为封建王朝到乡间村里的头等大事。
曹孙刘三家疯狂往自己麾下填补人口的缘由就是如此。
要想粮草丰足，只能大量投入劳动力，用数量来取胜。
不是地不够耕种，是人少！
农作时往往是一家老小齐上阵，就算是孩童，也得学会播种，一同劳作。
劳动不是不是人类第一需求，生存才是，但对于百姓而言没有劳动就没生存的价值。
故而东汉聘礼特别的重，毕竟嫁出女儿就是自家劳动力的损失。
就像马援的后代，失宦后，家贫无妻，娶羌女为妻。
一两万钱才能娶一个妻子，寻常百姓焉能赚如此多，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价钱。
在此期间，他们还要向朝廷上缴田赋，算赋（人头税，十五岁以上征收）、口赋（儿童税），以及徭役和兵役这三大经济义务。
只有文景二帝时期免过租子，三十税一制度，依旧剥削严重。
至于到了东汉，百姓手中只有少数耕地，多数土地都掌握在豪强地主的手中。
但桓灵二帝，则是在征税上推陈出新，从这些豪强头上割了一波韭菜，只拿有田者开刀。
“昏君”并不一定是蠢人！
赋税是官僚，军队，皇室的快乐生活源泉，一句话，强有力的朝廷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
徭役在大汉远距离的征发是普遍活动，比如水利工程，整修长城，修筑城桓，道路，桥梁，陵墓，官府杂役，军需运转。
在大汉凡是服徭役者，皆称为戍卒。
曹老板赤壁之战征发戍卒运输粮草，转运南北，实属正常。
在大汉时期，征发戍卒，更卒，卒的记录不绝于汉史。
土地对于大汉而言，远没有人口来的重要。
各地百姓除了应对这些赋税以及耗费时间的徭役等等，还要维持自身的生活，最后还要攒钱用来娶妻。
可见有多难！
以至于在大汉就出现了骗婚牟利之事，就是以一家之女许数家之子，得数万钱跑路。
大汉王朝男子未曾规定婚嫁年龄，但女子十五岁到三十岁以后的年龄不嫁，是要被问罪的。
大汉婚姻当中的生产功能特指繁衍子孙，而不是劳作生产。
而传闻当中的六礼，只是少数人有目的的进行规范。
形成规范后，也主要是用于贵族士大夫之间，庶人阶层是不受约束的，毕竟礼不下庶人。
汉儒们一方面高喊六礼要融入民间，可大汉主体子民为编户齐民。
他们能有钱娶上妻子就已经万幸了，实际采用六礼等繁琐手续，并不允许啊！
能有个媒人为你说亲，就已经算完成六礼了。
而媒人为了成功率，多是会夸耀对方，以便让人满意。
至于洞房看见真面目，双方满意不满意，那就不干媒人的事情了。
总之媒人完成任务了，官府是有一套法律用来约束媒人的。
人口有多重要已经无需多言，你这个媒人连续不成功，让本县的人口上不去，县令有的是法子整治你。
如今大汉这个时代，很少能有跨越阶层结为儿女亲家的。
如果你能像司马相如那般纯熟的技术，以及不要面皮的手段，也不是不行。
当然还有被人家姑娘家的，老爷爷瞧上也是一种。
就好比不事生产，贫寒底层的陈平娶了富人张负的孙女后，资财日益。
富家大户，往往相与富家大户为婚姻。
贫家小户亦是与贫家小户为婚姻。
达官显贵，富商豪族们在考虑婚嫁时，首先考虑的便是自身社会政治地位的需求。
比如糜家小妹嫁给了刘玄德。
等到了东汉末年，曹老板更是把政治联姻发挥到了极致。
他在与袁绍相争的时候，为了争取稳定后方，把侄女嫁给了孙匡为妻，孙匡早逝，生子孙泰。
同时又为曹彰迎娶了孙策的侄女为妻，也就是孙贲之女。
甚至为自己的另一子曹均迎娶了张绣之女为妻，用来拉拢张绣，随即安心的张绣，在官渡之战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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