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府在刘家人、高迎祥、杨彦昌、任权儿等人的长期操控下，已经变成大明境内的古怪地方。
按说这会没贼了，应该能收上税了。
但中间几个县的攒里并甲是由刘承运主持操办，百姓本来就半民半贼，对官军毫无好感。
等刘承宗走了以后，指挥使任权儿又借着操练民壮的名义，给地方派出许多民壮首领，隔三差五就给百姓搞个临战逃难演习。
名义上是逃难演习，实际上是逃税、躲兵，各地串联，有一套传递消息的简单手段。
白天军队进清涧，各个村子就连成串放起了窜天猴，两刻钟时间方圆十里的百姓，人、牲畜、鸡鸭、粮食就全部撤进山里，连鸡毛都不会给官军剩下。
夜里进军队就更容易了，小山峁上一个老头儿甩鞭子，响声就能传到下个村儿。
这对延安府的村庄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百姓算了算合适，每个村子只需要出几个后生全天观察情况，就能免掉整个村子的税粮，很值。
当然这套东西防的不仅仅是官军，进了贼，待遇也一样。
任权儿在信里说，他练这个不为别的，刘长官说过，谁都别想抢老百姓的东西。
当然任长官在信里也不免担心。
他写信有三个目的。
一来，为了给刘长官传报喜讯，他因为护卫地方有功又升官了，如今延安卫的指挥使。
二来，是问问刘长官啥时候回来，刘长官麾下三千二百零八名忠诚的延安卫旗军，时刻准备高举刘字大旗。
三来，是问问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目前的情况是，就算刘承宗回来，恐怕也很难在延安府收上粮。
本来任权儿是可以把延安卫旗军补满的，但后来他发现不能补满，经过几年灾荒、两年战乱，陕北没富家。
当任长官失去最大的创收手段，靠卫所军田和刘长官留下的安塞王庄，养不活五千六百个兵。
想从百姓那想想办法，但经过半年的加强演习后，蓦然回首，任权儿发现在延安府，他也筹不上粮了。
只要不找百姓要粮要钱，他在延安府可以横着走，就像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这片土地上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住他。
如果想向百姓要钱要粮，第一次总是能要着的。
但等他再带兵经过那几个村子，人去村空，啥也没有。
事后派人问问，周围的村子都说不知道，他们看见中间那山峁上孤零零一棵树倒了，只知道进了兵，也不知道是指挥使大人的兵啊！
任权儿用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自己对刘长官的意图算贯彻到底了，百姓的逃难训练非常成功。
任何人都别想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征到钱粮，包括他自己。
这封信把刘承宗看得哭笑不得，他是真没想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任权儿做到了这种程度。
王自用的回信就简单多了，王把总在朝廷那当官当的不舒服，朝廷认为曹文诏的关宁军接**凉，王自用的押粮队没跟上有一定责任。
而现在延安府的情况是，王自用很难给刘承宗拉到人，所以他打算自己带些人手过来，不给朝廷干了。
放下书信，刘承宗整个人都振奋起来。
这些来自陕北的力量，鼓舞他继续思考下去，思考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思考自己怎么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在陕北很艰难，那里有天灾人祸，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的严重下降，每个人都意识到出了问题，不满情绪像一口沸腾的锅，总有冲开锅盖的一天。
他们别无选择，数不清的人互相撕扯，争夺求生希望，旧的秩序早已崩溃。
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出了问题，要想办法改变。
有些人则认为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要想办法保护。
在新秩序的建立中，他也不过只是其中一个，选了其中一边，从来都不孤单。
尽管帝国的强大在他意料之中，终归他们多，敌人少，人们最大的艰难是口粮，口粮让人们做任何决定都简单得多。
山陕的饥民饥军，像绝望的热锅蚂蚁，闷头乱窜却爬不出锅。
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生活还能再坏到哪里，每个人都想跨越雷池，却不敢。
所以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顶着被通缉悬赏的罪责，率领众人在热锅上冲出一条活路，只要他说有一条路，就有人愿意跟他走。
艰难里，也就还总是透着希望。
而在这儿，情况要难的多。
起初刘承宗想把自己摆在解救者的位置上，看见奴隶的遭遇后，甚至有点救世主的感觉，对这里充满俯视。
但经过一路进军，他在试着理解这里，分析这里。
对手的军力不强，但旧秩序却无比坚固，和陕北最大的差别在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他来之前没有下降。
贵族有贵族的生活水平，奴隶有奴隶的生活水平，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人们擅长在这套秩序下生活。
即使是奴隶，遵守奴隶的规则、完成奴隶的工作，也让他们得心应手，从而苦中作乐感到轻松。
换句话说，人们不需要他。
甚至仍然在贵族身边的差巴和堆穷，生活水平还因为他的到来下降了。
贵族们为了跟他打仗，领民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出兵，本就贫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陕西的百姓因加税憎恨后金，这里的百姓同样会因出兵纳粮憎恨他。
他不能居高临下俯视别人，就好像他给的东西是好的，别人不领情就是不知好歹。
把羊请到床上，人撵进圈里，人不舒服，羊也别扭。
正像丹巴庄园里这张铺了厚褥的床，比中军帅帐的简陋床铺舒服，可他不需要。
基于这种思考，刘承宗渐渐找到诀窍，在脑海中构建出自己接下来的战略。
对外的大方向，自然要拿下能征服的所有土地，但在战争中，对不同的地方贵族需要有轻重缓急。
对于归附自己的贵族，可以给他们适当权力，或用小刀割肉的手段，给其一夕安寝的希望。
但对于一方面筹备作战、一方面又希望议和的敌人，必须尽快将其整个家族连根拔起。
拖的时间越久，贵族的领民身上包袱与压力就越重，生活水平下降越明显，就越仇恨自己。
最后即使是想要解放奴隶的人，也会陷入被奴隶反对的窘境之中。
但如果下手够快，贵族们因为自己压在百姓身上的包袱还不够多，等战争结束，奴隶的私有财物与生命安全得到保护，变革的阻力就会小得多。
刘承宗无声起身，解下毛毯给樊三郎盖上，转身迎着黑暗走向阳台。
天就要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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