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凸显出了明代不重视海军的弊端：像北上舰队这种从海上来的援军，困在京城的总指挥，或者崇祯本人，实际上是没办法直接指挥的。也就是说，曹总兵未来上岸后，完全可以用“军令不通”这个理由赖在天津不走，偏偏天津本地还奈何不了这帮人。
当然了，这也就是穿越众的兵马。
正常来讲，由于粮秣后勤都需要本地供应，所以客军无论做什么，都是要看本地官员脸色的，不可能那么嚣张。
但是监视号就这么嚣张了：成箱的曹大头扔出来后，各种上好的煤炭糯米果蔬肉食都被本地商人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船上，这其中的糯米还是专供皇室勋戚的太仓“白粮”......这又从哪里说理去。
所以尽管总兵大人不爽，但是在土豪面前，也没人在乎他那点脾气了。
于是监视号就这样三天出海两天休整，将天津卫当成了旅馆。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包括渤海湾乃至大连朝鲜沿海等等海域，统统都被监视号跑了一遍。
而到了1月5号，监视号则破天荒再没有出海，一边留在天津休整，一边通报各衙门：福建的勤王舰队即将到埠，这次不要再搞乌龙。
到了9号这一天，监视号便带着几艘明军哨船出海等待，至10日晨，在大沽口的墩台上，钱把总便看到了北上舰队。
看到和监视号一模一样的几艘战舰后，钱把总这一次学乖了，老老实实没点狼烟。然后一通联络交流后，北上舰队便在监视号和几艘明船的带领下，缓缓驶进海河，直奔天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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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州城一样，天津由于同样是入海口，所以河流繁多。从上游过来的溪河支流有300多条，而最终汇集百川，奔腾入海的海河，则是华北最大的河流。
后世的大沽口，距离老城大约有五十公里的距离。但是明代由于海岸线还没延伸，所以舰队沿河开进了不到四十公里后，老远便望见了长方形的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的驻地就在所谓的三汊口，是海河，卫河，子牙河的交汇处，又称小直沽。
而在卫城的东南方向，则是汇合了南北运河和海河的漕运枢纽大直沽。站在船头望去，大直沽那边船舶盈岸，豪宅连绵，台地林立，仿佛北边的京城没有在发生战争一样，一副醉生梦死的模样。
北上舰队到了卫城门外后，并没有全体进城：卫城虽说有水门和水寨，但是一来地方不大，二来官署民宅早已把城里那点地方挤得满满当当，所以家当多，隐私多的北上舰队必须要另觅驻地。
于是舰队便在城外下了锚。只有舰队的旗舰，桅杆上挂着那三樽大纛的“争锋”号，缓缓驶进了卫城的水门。
而这个时候，天津巡抚翟凤翀和总兵王洪已经带着城内大小官员，站在水寨码头等候了。
翟凤翀是山东人，之前受魏忠贤排斥被削籍为民。后来崇祯初起为兵部右侍郎，去年接替了户部侍郎崔尔进，调任的天津巡抚。
明代的天津，之前是没有巡抚和总兵这两位文武大员的。当初永乐帝筑天津城后，调集了足足三个卫所来镇守天津，是为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右卫。
这三个卫所是平级单位，一直以来也没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统管天津。
然而到了万历年间，因为日本侵略朝鲜，所以明朝一方面发兵援救，另一方面就在天津设了巡抚和总兵，专责海上防卫，保卫京城的职责。只不过短短两年后，日本事罢，这些职位又被撤销了。
而到了北方满清势大的天启年间，由于天津的战略地位日渐增强，故而朝廷又在天津复设了巡抚和总兵。
所以这二位，其实在同级别镇抚里只能算是袖珍大佬：地盘只有天津周边这一旮沓，责权只有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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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后，身穿大红官袍的曹总兵，一路踏着近年来修炼成功的官步，稳稳从船板上走了下来。老远便拱手行礼：“下官曹川参见翟巡抚，王总兵。”
“快快免礼！”翟凤翀和王洪赶紧平礼以待：明朝军队讲究“大小相制”，何况曹川这个客军副总兵根本不归这两位袖珍大佬管辖，所以大家妥妥算是同级别同事。
大佬互相见礼后，曹总兵又和兵备道，镇抚司，清军厅的几位中阶文武官儿见了礼。
这之后，才轮到身穿红袍的天津三卫几个世袭指挥使的参见。
到了明后期，随着卫所逐渐农庄化，军事职能削弱，军户和卫所军官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开始滑落“其号为指挥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隶卒然。”
从这里就能看出，号称三品的卫所指挥使，在低级文官面前都已经没了尊严，彻底蜕化成了穿着高级官服的乡下地主。
而今天在手握重兵的曹总兵面前，天津三卫的几个世袭指挥，指挥同知，同样如此。这伙人虽说官服级别高，但是地位低，排座次都在最后。
不过张冬东对于这几位地头蛇倒没有歧视，还是保持了合乎标准的礼节：这之后大家还有很多交道要打，没必要现在就把关系弄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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