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宁卫民想要拒绝，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年轻人，你这种有担当的态度我很欣赏。可我还是得说，你不应该放弃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你现在的工作即使做得再好，那也是帮助外企公司挣钱。是，外企在华投资于我们国家也有好处，天坛公园也是国营单位。但你就愿意自己的才干耗费在锱铢必较的经济活动上？永远只做个为外国老板效力的高级职员？这或许很实惠，但并不崇高。在我看来，人总要有些崇高的追求和使命担当吧？你的追求，你的觉悟，能不能高一点？你别忘了，对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来说，国家的需要高于一切。”
说着说着，霍司长的语气又有些不善了，而他的话也很有份量。
毕竟谁也不愿意自己脑袋上头扣个“不爱国”的帽子。
就是霍司长因此对宁卫民的人品重新有了看法，也是件天大麻烦事儿。
所以宁卫民不能不小心翼翼起来，认真化解这来自于“大义”的压力。
不过还好，他要干的事儿，早就不是单纯的“唯利是图”了。
他要赚钱不假，但通过康术德的言行身教，通过今生的经历和自我思考。
他不但有了足够崇高的目标和使命担当，也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正确方向，完全没有迷惑了。
“霍司长，您说的道理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出于我对自己的了解，我走仕途真的不合适。不是我智商不够，也不是我自卑，缺乏自信，还是那句话，性格不合。走仕途，起码得具备温顺、乖巧、聪慧和沉稳的素质，我哪儿行啊？肯定不行，光耐心我就没有。”
“您既然对我进行过调查，那您就应该清楚。我的本质其实是类似于赌徒的一种人。喜欢竞争，喜欢冒险，喜欢投机，喜欢不确定因素，喜欢最短的时间看到结果。正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才知道我自己最适合的就是搞商业经营了。”
“是，这说起来似乎充满铜臭。可实际上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啊。我说句大实话，其实如今国家不缺政治精英，也不缺文化精英，唯独就缺商业精英。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没错吧？”
“至于我为外国老板效力，这事儿我个人是这么看的。挣钱其次，学习第一。更关键的，是能用外资的资源带动我们自己的企业发展。这有什么不好呢？坛宫饭庄一开始就是靠皮尔卡顿品牌的名气，和大师亲自的邀请，获得在京外国人认可的。如今已经成为咱们京城最昂贵的中餐厅之一，外宾的认可度已经超过其他两家宫廷菜了。”
“此外，咱们京城至少好几家工艺品厂就靠坛宫饭庄的订单恢复了生产经营和创作能力。还有咱们京城美院雕塑系师生的作品。也是通过皮尔卡顿的零售系统才能较高的价格卖出去的。难道这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您再想想看，我们国家允许外资企业在华投资，除了需要他们的资金，是不是更需要向他们学习管理经验和商业模式？只有学会了人家的窍门和长处，我们才会迎头赶上，甚至是超越，取而代之。”
“我就是不服。凭什么外国的时装和西装那么贵？我们的服装厂就只能替人家代工？凭什么外国的毕加索，莫奈的油画能卖出天文数字？我们国家优秀的书画，价钱却比不上人家的十分之一？凭什么法餐就是高级，吃一顿饭人均上百块。而我们的中餐就只能走经济实惠的路线？至少目前，我借鸡下蛋的办法，就效果不错。坛宫的中餐算是初步获得外国人认可了。不瞒您说，我学日语就是为了要把坛宫开到日本去，我要去海外打响坛宫的牌子……”
宁卫民这番滔滔不绝的自我辩白，直接让霍司长为之目瞪口呆。
等他大珠小珠落玉盘响完最后一声“叮”，霍司长这才接口。
“你还真敢想啊，我们和人家多大的差距？你这简直是从不可能中寻找出路。”
霍司长的动容，反而更激起了宁卫民的豪迈。
“没有可能，创造可能。事情都是人做的，路都是人走的。我们国家不是一直提倡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吗？”
却不妨霍司长发出灵魂的拷问。
“别光说漂亮话。还给我上政治课？你坦白讲，是不是也有能挣钱的原因？这个过程里，你个人能捞到不菲的好处，所以动力十足？”
宁外民被问得多少有点害臊。
“呵呵，是，是，我不否认，不过那只是很少一部分了。”
当然，毕竟是讲得兴起了，宁卫民还真是从来没说得这么痛快过，索性把心中的抱负和盘托出。
“而现在就不一样了，我的感觉就好像爬山一样，刚开始爬的时候想着快点爬到山顶，爬到半山腰的时候，看到风景了，风景越来越好了，这时候爬山的动力除了山顶这个目标，还有乐趣，没法表达的乐趣。说实话，把心里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变为现实，做到别人想象不到的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最大的愿望和目标，就是在国门打开，我们经济起步的现阶段，设法保住我们的文化自信。之后再通过商业运作，想办法让我们国家的文化获得世界的认可。我举个例子，皮尔卡顿的衣服，为什么会卖那么贵，咱们的人还趋之若鹜？就是因为皮尔卡顿的服装，代表了法国巴黎的品味和时尚。这是文化赋予商品的附加值。我们的人愿意高价买，就是用金钱表示对这种外来文化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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