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亡于公元280年，其后南人北上入朝为官，始终不得看重，被视为亡国之余。吴士之中哪怕门第高如顾、陆之家，在北方被直呼之为“貉奴”，其后又卷入八王之乱的乱局之中，多受戕害。譬如吴郡陆机临终感慨“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深悔北上入仕。
直至公元316年西晋正式灭亡，前后三十七年，吴士可以说从未融入时局主流之内，一直都是被提防打压的目标。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东晋，侨姓南渡，仍然把持朝堂中枢权柄，不许吴士插手。
正因如此，吴人心中始终怀有一个冲动，那就是再塑江东，重复孙吴局面，划江而治。两晋之交江南历次动乱，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几乎都是如此。譬如吴郡士人推举陈敏为乱，义兴周玘谋逆事泄未成。
一直等到老爹说出真实目的，沈哲子才醒悟过来，原来老爹作乱看似响应王敦，其实内心里同样也有再造东吴局面的梦想，将朝廷置于吴人掌控之中。
对于老爹这愿望，沈哲子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身为吴人，他肯定要认同老爹的这个愿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吴人的利益。但他偏偏又有一个后世穿越者的灵魂，深知老爹这想法一旦成为现实，那么立足江东的这个政权就等于丢弃了最宝贵的法统和正朔，与北地那些割据一时的胡人政权再无区别！
东晋朝廷虽然偏安一隅，但却仍然是汉人正朔传承，是一个包罗所有汉人的普世帝国，因为其所继承的政治遗产乃是秦汉以降数百年来在无数汉人心目中滋养出来的向心力。所以终东晋一朝，尽管历次北伐因为各怀目的而不能竟全功，但一路行进都受到北地汉人的响应拥戴，先天上就占据了道义。
但如果江东朝廷弃晋统而奉从未入主中原的吴统，既没有北伐的理由，也没有北伐的动机，更没有北伐的力量！
沈充还在苦思如何跟吴地士族扯皮交涉，从而破除眼下困顿的局面。沈哲子告退离开，心里却沉甸甸的。他意识到自己在观念上跟老爹有分歧，老爹生长于吴地，大概此生都没有往江北去，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提升自家门第，维持三吴局面。跟老爹讲北伐，他大概会以为自己疯了吧？
这种分歧，并没有谁比谁高明，只是各自成长环境以及阅历所造就的。
沈哲子也不寄望自己能够说服老爹，老爹有自己的打算，而随着对时局的了解，结合自己对大势的预知，沈哲子也渐渐有了自己破除难关的想法。虽然跟老爹理念有所不同，但沈哲子明白自己跟沈家休戚一体，自然也能求同存异。
只是这计划要如何施行，还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接下来一段时间，沈哲子待在营中，看老爹与各方往来周旋。诸多往来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沈祯等在朝为官的族人们不断送回中枢掌权者的动态，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一系处境微妙，韬光养晦。如今朝中独厚高平郗鉴，甚至连引荐郗鉴的南士纪瞻都倍受礼遇，可见朝廷已经打定主意要与王氏对抗到底，不让永昌旧事上演。
虽然朝廷当下大敌乃是屯兵于湖的王敦、王含之军，但沈充所掌握的吴兴劲旅同样具有左右时局的能量，因此朝廷很快给老爹以反应，开出的条件则是进爵武康伯，入朝担任尚书郎，乃是士族专享清贵之品。
这次来的除沈祯之外，还有江南士族高门的顾荣之子顾毗，拉拢之外，不乏告诫老爹不要一意孤行，自绝于时人。
沈充对此自然不能满意，他最担心就是朝廷事后的清算，因此底线就是不入朝堂，欲谋方镇。因此对这条件不予理会，一方面加紧联络吴地士族，另一方面则与身在王氏军中的钱凤通信谋划，让王氏于荆、江两镇各增三千兵于于湖，对朝廷持续施压。
但以南人而居方镇谈何容易，荆扬江徐四镇皆为侨姓禁脔，各个侨州又掌握在流民帅手中，更南方的广州、交州远离吴地中心，地广人稀，根本就是样子货。老爹想要在侨姓手中虎口夺食，没有本地士人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这大变之前的暗流中，吴郡士人也向老爹表态，乐观其成但并不参与其中，充分发挥了士族高门的无为无耻。
而会稽方面，则迟迟没有进展，虞氏讨逆檄文甚至已经送到建康，想要给自己的行为争取合法性，换言之就是要官，把老爹这个潜在威胁当做进阶之筹码。只是朝廷担心更加激怒老爹，暂时没有予以回应。但如此一来，后路被抄的老爹在朝廷心目中危害性自然削弱几分。
江北流民帅倒是给出回应，只要老爹不动，他们绝不会进入吴兴。甚至还保证，如果老爹愿意给予更多酬劳，他们愿意联名保奏老爹坐镇一方。
但这保证只是一个笑话，流民帅虽然势大，但却并不具备左右朝局的力量。他们在这士族掌权的东晋，用后世一句话形容就是，跟夜壶一样，用的时候拎出来，不用的时候塞在床底下，根本不可能给予老爹实质性的帮助。简而言之，还没有发展成一股成气候的政治力量。
通过老爹近来越发焦躁的情绪，沈哲子可以看出事态逐渐有恶化趋势。眼下的局面，摆在老爹面前的选择已经不多，要么一如历史惯性继续兴兵，孤注一掷。要么罢兵入朝为官，等待朝廷事后清算，屠刀高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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