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虽感觉背脊发凉，但应该干的工作还是要干。
随着五月过去，农民们已完成了小麦的收割，这时候的农民百姓有了去年经验，已经会主动去天津府衙看看有没有官府的告示贴出来，想找点活干了。
毕竟还没到秋种时间，闲着在家里也是白白的浪费粮食，但现在自己给官府出力气，至少官府是包吃包住，而且还有粮票拿的。
而李泰与李淳风实际上在这些百姓们开始收割小麦时，就已经开始准备好很多事。
像幽州本地的水利需要兴修，像幽州的道路需要继续的修缮，少不得他们能干的活。
尤其到了今年，李泰逐渐腾出手来，冬小麦五月收割十月播种，中间正好有一段空窗期。
而渔业，尤其是向远洋渔业发展的近海渔业来说，四月到十一月正好是最佳的捕鱼期，自己也能引导足够人力到这行业上，让他们去制作各种的渔业产品。
而且，虽然这时代的人类捕捞对大自然来说几乎是沧海一粟，但即使如此，自己也希望能让百姓们能顺应自然的捕鱼，而不是对于大自然没有任何敬畏。
至于利益驱动什么的，那是百姓个体的事情，再大一点是公司，甚至工会，但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对大自然一定要有所敬畏，遵循大自然应该有的秩序。
所以如果五月前，天津也就只是正常农业社会的天津，但随着小麦收割结束，幽州，甚至周围百姓开始涌入天津这城市，天津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开始热闹起来。
整个幽州市场的异常繁荣，有异族们觉得这天津城的交易还算公道，所以来到幽州后，便汇聚到了天津这里交易。
也有很大一部分的高句丽商人，在这津口购入大量的大唐特产，出售高句丽特产。
不过最重要得，还是那天津城几乎每天进进出出的渔船。
一艘艘渔船因为全部从李泰这里买了保险，让升斗小民去海里捕鱼有了底气。
这让海边的渔民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搏一搏未来，毕竟对底层百姓来说，自己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命了。
正是这一波波进出天津港口的渔船，成为了五月份到十月份最重要市场的发动机。
他们从海上捕捉过来的各种鱼虾蟹，首先送到天津港口，进行了第一步分。
李泰越王府或当地酒楼什么，都把最新鲜最大的给挑走了，剩下来进行分类。
像能顺着京杭运河运输一周而不会死的又是另外的分类出来。
不知道谁提议往里面丢只这些家伙的天敌，保证它们一周能活蹦乱跳运到目的地。
而这时间极限，差不多就二十四小时日夜兼程的极限速度，在杜如晦疏通大运河后，至少能够运输到郑州，甚至有时候顺风之下能运输到洛阳。
（隋唐大运河长度为2700公里，611年隋炀帝从扬州巡幸涿郡（今北京），从农历二月十九日（公历4月7日）出发，到农历四月十五日（公历6月2日）抵达，共用时55天。
我觉得杜如晦疏通运河，李泰沿途修建了更科学的津口，在急速状态下，从天津到郑州应该是很可能的，至于郑州到洛阳那一段运河，实际上并不好走常常堵塞，顺风自然能达到，但逆风逆水就不一定了。）
说实话，在唐代的鱼除了鲤鱼以外，其他凡是刚出水的鲜鱼都能切成细丝状，或者小片状的鱼鱠，也就是生鱼片。
这东西薄极细嫩，配上葱花，芥末，豆豉等等，入口后鲜腻带甜，对大唐人来说，不能说人就会这道菜，但用鱼鱠招待人是非常正常的事。
不仅是鱼鱠，像是现代的鱼虾蟹贝，乌贼，水母，蛙鳖什么的水产品，都已经进入到了唐朝人的菜谱上了，当然也就沿海的江南地区多一些，基本上只要沿海那吃到不难。
但因为燃烧对百姓而言是件相当需要成本的事，所以主要的吃法是以生吃为主。
所以如果不是沿海地区的人穿越过去，怕也吃不惯唐朝弄出来的东西。
不过后来到了宋朝，煤炭这种燃料开始普及，生吃海鲜的事也就慢慢少了。
而对日本来说，为什么在大唐时学会了鱼鱠这种吃法，到现在反而最大限度的把生鱼片这种吃法保留，甚至包装起来成为岛国特产，仿佛饮血茹毛是件很光荣的事。
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日本在很长时间是一个缺少能源的国家。
没足够能源让百姓能吃上熟食，所以生鱼片这种吃法被保留下来，甚至到了现代这一样是岛国缺少能源的缩影。
所以，实际上大唐的人是非常能接受海洋产品的，当然这是只新鲜的海洋产品。
对于不能活过一周这个极致的运输距离的产品，那就只能够制作成咸鱼了。
这个时候，食盐这个东西的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了。
古代的食盐，真不仅只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这么简单，它有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成为古代冰箱，帮助古代人保存食物。
尤其华夏地大物博，想要让陇右贵族吃到新鲜海鲜到底是很不容易的，那食盐腌制过的咸鱼，自然也就登场了。
甚至很多水边人家，对他们来说，咸鱼更是他们过冬时候很重要的主食。
而想处理这么个大体系的事情，这自然需要大量百姓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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