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棋局，在钱谦益的脑海中逐渐形成，这等以全国为棋盘，落子无悔的感觉，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兴奋。
这其中，各部明军的战略方向乃是其一，另外钱谦益还在谋求策动更多的清军反正，这样一来，不光是明军的损失可以降低，同时还可以以着最快的速度来收复更多的失地。毕竟，陈凯在福建的作为，是几乎不可复制的。
想要策动的人物，多是手握重兵的大将以及地方上位高权重的人物，且这些人物与钱谦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交情。即便是暗示不成，那些人也不至于把他告上清廷，总要在打击清廷的同时保全自身才是完美的潜伏。
天秤座的钱谦益在追求着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如此，当今天下，清廷在长江以南最为位高权重的文臣洪承畴，虽说钱谦益与其也有些交往，但是策反的诏书是万万不敢用在这等狠人的身上的，否则就没办法平衡了。
永历六年，李定国两蹶名王，尤其是衡阳大捷中更是斩杀了清廷的敬谨勤王尼堪。尼堪被诛，然而，由于冯双礼和马进忠两部的合围约期不至，导致八旗军主力逃出生天，并于转年的三月在宝庆府的周家铺一战中击败了秦王孙可望的驾前军。
但是，这一战清军虽胜，但却只是一场险胜。败退的驾前军兵员损失不匪，但参战的八旗军则同样是承受了不轻的伤亡才勉强击败了对手。以至于，在大战之后，清军也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向贵州方向推进，明军依旧控制着辰州、靖州、沅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从去岁李定国的诱敌深入，到孙李不和，李定国远走广西时屯齐先后接盘的衡州府和永州府，清军到了这一战之后，也仅仅只是夺回常德、长沙、宝庆、永州等湖南东部的中心城市，双方在常德、宝庆一线继续进行着拉锯，地势有利的湖南西部仍然牢牢的控制在明军的手中。
那一战之后，双方看似在湖广进入到了对峙状态，但问题在于，明军的驾前军终究是以汉人为主，汉人庞大的人口基数是以八旗所根本没办法比拟的。换言之，前者虽然只有西南的云贵，但是恢复速度上却远比聚居于北京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外加上包衣奴才，这些都算在一起也就几十万人的满清要强得太多。
衡阳大捷和周家铺之战，两战下来，八旗军依旧强悍，但却不复当年初入关时的锐气。是纸醉金迷、是女色蚀骨，是关内的花花世界，其实说到底了，这世上无论是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还是农耕民族，乃至是后世的工业化社会，真到了玩命的时候，总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于满清，八旗军在辽东苦寒之地，自然是战斗意志坚决，因为不战斗或是打输了，没办法“抢西边”，他们距离饿死就不会有太远了。而入了关，富贵荣华，哪怕是底层的旗人也有铁杆庄稼，没有了饿死的威胁，自然是免不了要惜命些的。
此消彼长，尤其是在于汉人的人口基数过大，清廷的权贵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乎，仅仅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清廷便任命了已经61岁的降清汉臣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并且严令“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摆出了一副用人不疑的态度来。
说起来，洪承畴在崇祯朝降清后，始终不受重用。直到皇太极病故，多尔衮当权，才决定用此人之法入关，但却由于吴三桂的降清而弃用。等到清军拿下了江南，须得派遣得力汉臣镇抚，洪承畴便受命招抚江南。但是，凡满汉大兵、直省经制官兵各有统领，洪承畴只能“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军事上进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这就是说洪承畴实际上还要听从贝勒勒克德浑的指令，地位最多与八旗固山额真叶臣相等。
不可否认，洪承畴在江南的招抚工作很是成功，为清廷有效的抚平了江南的局势。可是等到一切结束，就再度调回了京城。直到这一遭，在意识到八旗军的问题后，清廷决心改变过往策略，“以汉制汉”。
“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发，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调补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挚肘，应用钱粮即行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
清廷将这五个省的人事、行政、兵权、财权一并交托在了洪承畴的手里，临行前，顺治更是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信重已并非是当年可比了。但是，等到洪承畴抵达湖广时，所见者亦是满目疮痍，清廷在这里的统治彻底崩溃，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清季以来，明清两军于湖广拉锯已逾十载。明军有本地明军、各省援军、大顺军、忠贞营、大西军的秦藩、西宁藩，比比皆是；而清军一边，本地绿营、外省赴援绿营、三顺王、续顺公、济尔哈朗、尼堪们率领的八旗军，亦是从未少过。大军过境，民不聊生，白骨青磷，荆棘千里，清廷在此地早已是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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