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永历十年，对于东南战场明军而言是攻守异势的持续延伸，只是源于闽粤两省的残破而导致了这份势头并没有永历八年的大反攻那样的进展迅猛罢了。想要继续进攻，显然还是在积蓄实力，而这段时间以来郑成功和陈凯也都是在努力的做着这些。
于东南如斯，于西南明军却完全是另一番的光景。李定国赴安龙迎驾，随后率部入滇，云南在李定国的大军，以及刘文秀、沐天波的内外配合之下迅速为李定国所部掌控。但是，原本控制云贵两省的秦王孙可望作为唯一的利益损失者自然是心有不甘，于是西南明军便沿着两省交界进入了对峙的状态。
这期间，作为弱势的一方，云南的永历朝廷对贵州的秦王府多有让步，为秦王孙可望的亲信加官进爵，送归旧部，还几度派人去贵阳说项，甚至就连孙可望的妻儿也都派人送了回去，而且还是已经进爵为晋王的李定国亲自送出的城。
相忍为国的话说了多少次，委曲求全的事情也做了多少遍。只是，秦王府那边却仍旧是我行我素。如此，这两派的西南明军就始终互相牵制着，诸如反攻、进取之类相对积极，在东南已经逐渐成为主流的词汇便荡然全无了，完全将永历六年的大反攻以来的势头给生生的断送掉了。
“今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意请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
贵阳的秦王府内，针对云南方面的讨论从未有少过。此间，早前就为孙可望篡位积极谋划的编修方于轩在大殿内侃侃而谈，将如今的形势详细的分析了一番，尤其是指出了大义名分上对孙可望的不利。于他看来，如不尽快做出态度，以安军心，那么迟早贵州的文武们会被“皇帝”那两个金灿灿的大字晃瞎了眼睛、迷了心窍。
又是一番的劝进，孙可望却显得有些犹豫。会议结束，留下了兵部尚书任僎和吏部尚书范鑛二人，才总算是将心中的想法倾吐出口。
“方编修太急了，孤并非无意称帝，只是缺了禅让的流程，总不能让天下人心信服。”
历来的改朝换代，总的来说，从体制外推翻的自然无需这等手段，但若是从体制内，也就是说夺取至尊位之人乃是前朝的高官显贵，世受“皇恩”的，那便须得设受禅台，让前朝天子将皇位禅让于其，以做到名正言顺。早前的历朝皆是如此，无非是有时省了受禅台的手续，但是往往也要用其他的形势代替。
这，便是在后世，亦是如此。以辛亥革命为例，在满清必然出局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建国的南京方面是从体制外向内的推翻，清帝退位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能够北伐成功就足够了；袁世凯的北洋本是清廷的一部分，袁世凯更是身居高官要职，想要取而代之，无非是以军队堵住南京方面，防止其北伐成功，推翻满清，同时借南京来压迫清廷，逼迫其退位，他才能够成为推翻满清的英雄。而那一纸退位诏书，其中还特别指出了要袁世凯来组建政府，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另一个形势的禅让。
放在当下，大西军原本是体制外向体制发起冲击的，起码在张献忠时期是这么回事。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满清成为了头号大敌，大西军集团转而归附明廷，举起了大明的旗号，孙可望更是位尊秦王之显赫。从理论上说，这时候孙可望再想改朝换代，确实是缺了一道禅让的手续。
范鑛和任僎都是人精，哪里不明白这个道理。除此之外，他们更加清楚孙可望对于禅位的执着也并不仅仅在于满清在侧，他需要继承明王朝的正统地位，实在是东南的郑氏集团膨胀得有些太过惊人了，哪怕是有这么一道手续他们都不太可能慑服郑成功和陈凯这对东南双璧，但总好过没有。
“国主，以微臣之见，禅让确实还需要皇上出场，这是暂时做不到的。但是，以清君侧、诛乱臣的名义代行皇权，先把加官进爵的事情做起来，总好过让朝廷在云南刁买人心要强。”
任僎如是说来，孙可望便不由得思量了起来。一边琢磨着是否可行，一边他又看向了范鑛，而后者亦是做出了肯定的回复。
“不能再拖下去了，方编修是着急了，但是孤以为，他有一句话说得没错，那就是越拖下去就越对咱们秦王府不利。”
下定了决心，孙可望便开始为接下来的部署谋划。商议了良久，直到深夜，二人才告辞而去，而孙可望则回到了他的“御书房”，本想要继续将对麾下大将们的爵位名号进行考量，却看到了一封从云南送来的书信，才想起来其实在会议开始之前，他其实是还在看这封书信来着。
“永历小儿，还有李定国、刘文秀这两个叛徒，他们知道我已经骑虎难下了，还在这里惺惺作态，实在可恶至极！”
抓起书信，只三两下便将其撕成了一地的碎片。愤怒，是不可避免的。从本心上说，孙可望对明廷从来就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忠诚，他在主观上是有谋朝篡位的野心的，所以此前架空永历朝廷，乃至是一次次的逾越，甚至是企图行那禅让之礼，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稀奇的。这，只是从他个人的立场来看，至于民族大义什么的，反正他也稀罕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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