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李牧胆小畏战的名声还是在赵军内部被私下传扬，这事儿不胫而走传到了赵孝成王的耳朵里。听说这个几年前向自己大吐苦水，索要军费，求之不得又大要政策的李牧就是这样对待匈奴人的，赵孝成王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就传话责怪李牧。可是李牧却对赵孝成王的责怪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这种拿村长不当干部的做法，严重伤害了赵孝成王的自尊心，于是他做出了和长平之战时一样的举动——换帅。
一道君令下达，李牧被从边军主帅的岗位撤下来，赵孝成王另外委派了一个将领接替这个位置。应该说，赵孝成王的这次人事调动还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只不过是变糟，而不是变好罢了。
在李牧离开的一年多的日子里，匈奴人照旧保持着日久天长形成的生活习惯——时不时到赵国边境搞些创收活动，虽然一直以来斩获不多，但聊胜于无吧！
但是，面对新的边境守将，他们惊讶地发现，情况变了，赵军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到匈奴人就躲藏了，而是堂而皇之地摆出战阵，一副和来犯者一决雌雄的架势。
这种勇气固然可嘉，但是两军一交手，赵军就基本上占不到便宜。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骑兵，他们借助来无影，去无踪的战马，在机动性上占了大便宜。
我们知道，赵国也有骑兵，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赵国就大力发展骑兵作战，实事求是来说，这支骑兵用来和中原诸国作战，其战斗力并不算弱。
但是匈奴人不同，这支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他们的孩子从幼年开始就在学习骑马和射箭，这种生活习性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几乎每一个匈奴的男子，生来就是骁勇善战的战士。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万里长城，在战国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秦国、赵国和燕国都在边境上修筑了漫长的城墙来防御匈奴。
要知道，在没有机械工具的古代，修筑城墙要完全靠血肉之躯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充其量能调用的外部力量就是畜力。在这样原始的条件下，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修长城都是一个苦差。
尽管如此，中原各国的人民还是不辞辛苦，拿出死磕的精神，争相在边境线上修筑漫长的城墙，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北方匈奴让中原诸国多么头疼。中原诸国是在吃了无数次苦头，却又的确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不得已实施了这种扎硬寨的最笨办法来防御匈奴。
赵国的骑兵很强，只是匈奴的骑兵更强。于是现在的游戏变成了这样，每次匈奴来骚扰，赵军就迎战，却又总是打不赢，不但损兵折将，还导致边境地区不能开展正常的耕种和放牧活动。
边境线接连吃败仗的战报络绎不绝送到赵孝成王的王宫。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吃了苦头后的赵孝成王终于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赵国的北大门还得用李牧来守。那就下令让李牧官复原职吧！
接着一道让李牧二次上任的君令就下达给了李牧，赵孝成王的君令发出后不久，就接到了李牧反馈来的书信，信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臣（老子）身体有病，不能就任。
赵孝成王不是傻子，他自然能判断出李牧所说的“病”的真伪，自知理亏的他也并没有责怪，只是派人再三请李牧上任。
觉得铺垫得差不多了，李牧就向赵孝成王提出了条件：“大王一定要用我戍守北疆可以，但是得答应我采取以前的做法，我才敢从命！”学乖后的赵孝成王自然一口答应了李牧所请。
于是李牧再返北境。
本来在赵国北境一直干得相当不错的李牧，偏偏经历了这样一个被赵孝成王先是撤换后又再次启用的过程，难免让后来读史的我们生出一种“拨弄英雄”的感叹。
之所以有此一番折腾，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个荒诞博弈的定律。
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假如你是赵惠文王，看到自己的边军将领数年来从来不和匈奴进行正面作战，而是躲在坚营固寨之中大吃大喝。看着这一幕，作为君王的你会怎么想，肯定会认为，我已经免除了你边地的赋税。而现在你却利用这些赋税在那里贪图享乐，不为国家出一点力气，碰到这种情况你会不生出别样想法吗？
关于这个荒诞博弈，在《吕氏春秋》上，记载了一则孔子的故事可以引来对照说明。有一次孔子率领众位弟子周游列国，走累了在路边休息，不小心让所骑的马脱缰逃逸。结果脱缰之马吃了附近村民的庄稼，就被庄稼的主人给牵走了。于是孔子就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向这家农户讨要回来自己的马匹？孔子需要从自己的弟子中选一个人去找农户协商，他心中已经有合适人选，可是还没等他开口，弟子中一个叫子贡的人就自告奋勇要求去向农户讨回马匹。这位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一向以能言善辩而著称，像讨要马匹这种带有外交性质的事情，子贡认为正是发挥自己强项的时机，必定会顺利完成使命。不仅仅子贡自己这样认为，同行的师兄弟也一致认同子贡去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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