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4年，赵孝成王去世，接替他的是赵悼襄王，此时的赵国，廉颇已经逃到了魏国，赵悼襄王派李牧攻打燕国，拿下了武遂和方城两座城邑。
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再次举兵伐燕，夺取了燕国的渔阳城。正当李牧在军事上凯歌高奏的时候，赵悼襄王去世，他年幼的儿子赵迁继位，史称赵王迁。
此时赵国对燕国的用兵一直被后世的史学家所诟病，史学家认为，赵国最重要的敌人是秦国，反而在对燕国的战争中不断损耗实力，故此攻燕的行为被归结为导致后来赵国被灭的原因之一。
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史记》的时候，在总结赵国灭亡的原因时，其中一条就是赵国在此时还不断对燕国用兵，导致赵、燕两国分别被削弱。
如果我们站在后视镜的角度看，这是一条颇有说服力的理由。不过我想要说的是，这种站在后世视角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学者塔勒布曾经提出一个“叙述谬误”的概念，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叙述谬误”是说人们无法在不编造理由或者强加一种逻辑的情况下观察一系列事实。叙述谬误的坏处在于让后人以为对事物有了更好的理解，而这往往不是事实，只是一种让叙述者自我满足的假像。
我们知道，秦国在对六国的战争中，采取了一种称之为“远交近攻”的策略，这个策略是秦国的相国范睢提出的。具体来说，就是把军事斗争的重点放在临近的韩、赵两国，对较远的齐、燕暂时不管，另外也和楚国和魏国维持表面上的和平。这样一来秦国就可以“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今天，每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最终完成统一的国家是秦国，因此“远交近攻”的策略之高明愈加被后人所推崇。后人评价这个策略时会加上如此这般的誉美：秦国采取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最终实现了对六国的统一。但是当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回到秦国完成统一之前的那个具体场景，你会发现历史的走向是充满了大量不确定性。在军事实力上，虽然在大部分时期内，秦国都强于赵国，但是这个所谓的强，到底是强多少？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军事力量，尤其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力量，往往是变化不定的。在力量此消彼长的随机性的过程中，赵国并不是没有机会击败秦国。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赵国和秦国一样，历代君主皆贤明，那么再加上赵国名将辈出的加持。秦赵争霸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未必就一定是秦国。在这种情况下，赵国选择暂时和秦国维持和平，转而去进攻相对弱小而却总在赵国背后下黑手的燕国，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赵国的“远交近攻”之策略呢？
我们想象这样一种可能，赵国暂时稳住了秦国，不断蚕食相对弱小的燕国，乃至于后来灭掉了燕国，将其同化整合到自己的版图内。这种整个吞并邻国的事在赵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在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就曾经派出赵军灭掉了强盛一时的中山国，将其国土兼并为赵国领土。
我们再假设，版图扩张后的赵国实力增强，而赵悼襄王之后的赵国国君足够英明，以至于可以清理掉郭开这样的佞臣，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的领导班子，接着赵国继续壮大，并且也没有遭遇后来的地震、旱灾之类的飞来横祸。然后赵国又利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来不断吞并其他国家，要知道，相比起收缩在函谷关之外的秦国，赵国去吞并其他中原诸侯国在地理上更为便捷。当赵国实力足以碾压秦国之后，西进灭秦，最后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那么，我们还能认为当初赵国对燕国的进攻是败笔吗？
今天的我们去分析赵国攻燕，认为是导致其后来被灭的败笔，仅仅是因为后来灭掉赵国的是秦国，而不是相反。这种倒叙式的推理，虽然可以让我们后人读到的历史看起来逻辑自洽，因果分明，却并不符合历史的本然。以这种眼光所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缺乏对古人所处真实情景的一种切身体察之理解，也并不能对我们从当下的时点来规划未来的行动带来更多的有益启示。
赵王迁仅仅继位两年，西边的秦国再次出兵攻赵，这次率兵的是大将桓齮（yǐ），秦兵攻击的方向是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和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
敌人打上门来了，那就打吧，于是赵国派出了一个叫扈辄的人为主帅，率领赵军前去救援。问题来了，赵国放着战无不胜的李牧不用，怎么派了这个叫扈辄的人呢？
答案是内部不和，此时的赵国朝堂之上，由于赵王迁年幼，朝政事实上被另外两个人把持，而这两个人偏偏都不喜欢李牧。
第一个人是相国郭开，在讲廉颇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位仁兄。历史对其的评价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佞臣，这一点不假，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也称得上是襄助秦国完成统一的最大功臣，为什么要这么说，后面会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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