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获得了看护列宁的权力,熟知中国历史,清楚雍正皇帝这一段历史的人不难理解,斯大林通过此举获得了继承最高权力的保障。列宁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看管,所以才屡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信任,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关系的信件的深层目的。但唯一能解除这一权力的是政治局,由于“三驾马车”和“五人小组”的存在,也就等于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弃这一权力,列宁这一目的无疑会落空。
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然而,在几次重大斗争中,托洛茨基选择了“靠不住的妥协”,与列宁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
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可能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
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
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
但托洛斯基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的危险性,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
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
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
1926年春夏之际,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新的反斯大林派联盟,即所谓“托、季反党联盟”。他们挑起了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他们提出的《世界分工论》、《超工业化计划》等理论和做法,在全党对未来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谴责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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