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打了一个哈哈，道：“行知，彦国，你们有了安排，为何不对我说，难道我还会泄密。你们将这个女子扶起来吧。”
后面是对衙役说的。
嫌不够，走下公堂，来到宜娘身前，看了看，又说：“果然是天香国色，昔日汉武以卫青替郭解求情而言，得卫大将军求之，非是豪强也是豪强。你只是一个妓子，今天得行知与彦国两人替你求情，自此，你可以名扬天下。”
听不出来他说的是真话或是反话。
又摇头道：“可惜，彦国乃是天下闻名的君子，行知乃是天下闻名的才子，两位如此待你，你却执迷不悟，行知说你得了痴心疯，果是不错也。”
还是听不出来他话音中有没有贬义。
说完走回来，问郑朗道：“既然行知早有安排，我就不问张大亮下落，此案大部人犯已经抓获，一等朝廷旨意，二也要宣判一部分，行知，你看以是以宋世轨舍从案断之，还是以桑怿京师案断之？”
宋朝有成熟的律法，但这是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年代，也不要指望用法治取代人治，那样的话，可以在宋朝实行民主制了。想要从宽判决此案，必须要赵祯下诏书敕免。
也是宋朝制度的一个特色，分为全国性的大敕、一路一州的曲敕、事牵数路但不是全国性的德音、皇帝亲自过问的录囚，两浙此案就是曲敕。这种敕制度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不敕，那是汉法松弛，不敕矫之，以法正国。时过境迁，宋朝制度稳定，判法时往往豪强优之，贫困百姓苦之，时常的敕之能减少囚犯，加快审判速度，维护社会的稳定。
但敕是最后一道程序，有一个时间因素。在这之前，必须做一个宣判，再用敕来宽平，这件案子就迅速断了下去。否则坐等朝廷敕书下来，案子没有宣判，如何敕？
如何宣判不但要按照律法，还有一个前例。
韩琦所问的正是两种大型案件的法例。
北齐洛州百姓聚结欲谋劫河桥，被洛阳官吏得知，全部捕拿归案，连诸党一千七百人，崔暹为廷尉时，以之谋反，但牵案的人太多，无法了断，数年判决不断。及宋世轨为廷尉卿时，判其事为劫，只杀其魁首，余皆从坐悉舍，放回家进行管制。
还有一案，前几年明道时，天下旱蝗，桑怿奉旨捕拿，此人素有威名，勇猛过人，曾得欧阳修再三夸奖，说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怿，可谓义勇之士。其学问不深而能者，盖天性也。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书，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巫也，如今人固但不尽知也。”
人未至，盗拒之不出。于是怿闭栅示弱，军卒不知所为，他本人自己带着数卒穿着强盗的衣服，暗中查访，得知一老媪为之提供饮食，怿作盗状赴之宴聚，老媪以为真盗，便说此二十三盗知怿来，全散，后见其闭栅不出，以为弱之，再次回来，某在何，某在何处。桑怿回去后准备重金，三日复来，对老媪说了实话，我乃桑殿直也，赠其重金，请老媪配合，三日后老媪尽得盗址，告之，桑怿尽捕，全部斩首示众。韩琦来杭州前，也想到此人，不过他与任福等诸武将，一起到了西北，没有带过来。
是两种不同的断案方式，一以宽平，一以刚猛。先以宽平，再以赦书，此案会断得更宽，失去警示作用。先以刚猛，再以赦书，虽是宽猛相济，但会牵连许多人。轻重要拿捏得当，甚至此案有可能也会当作以后大型案件判决的法例。韩琦这次相询，是发自内心，如何判，他在心中踌躇了许久。
“朝廷既然派杨学士、王判官、韩知谏前来杭州主审盐案，由三位作主，我不敢插言。”郑朗道。作为配合，我做得很好，几乎将所有证据、人犯都交到你手上，连捉盗的军队训练了很长时间，供你使用，你们坐等判案，还要我协助什么？居然没有提供任何建议。
韩琦又笑了笑，问：“这个妓子……”
“韩知谏以刚直闻名庙堂，是直烈君子，君子要有怀旧之心，怜惜之心，她仅是一个弱女子，只是得了痴心疯，没有亲自做出什么恶事。既然韩知谏说起桑殿直断京师盗案，我请问那个老媪如今在何处？”
事连的群盗一起被处决，那个帮凶老太婆得了桑怿一笔钱，因为有协助之功，不但没有判刑，那笔赏钱朝廷也没有收回去。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桑怿案中的老媪可以用作吴畦南法例判决，不能用作宜娘判决，因为她执迷不悟也。郑朗所以此言，只是说宜娘不是直接的凶手，又被郑朗所利用，不能免去处罚，能从宽判处。
韩琦一笑道：“依行知言。来人，将她释放回去，严密监视。”
不是放回家平安无事，暂时不刑讯逼供。
宜娘也不说谢，用眼睛看着郑朗，郑朗又皱眉头，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郑知府，你那首曲子能不能弹完？”
“能，肯定能。”
宜娘脸上一片灰白，沉默半天说道：“那能不能让奴婢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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