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西的目标是德国国会大厦。这是一座采用了古典主义风格，却又融合着现代气息的巨大建筑。
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威廉一世时期开始兴建的，大厦从选址，征集设计方案，直到落成，过程长达20余年。光是设计方案的确定就历时10年，最后于1882年选中法兰克福的建筑师保尔?瓦洛特的新巴罗克———文艺复兴鼎盛时期风格的设计方案。只不过在建造时，因为大会场的支撑墙的强度不足以支持它的那个大拱顶，所以德国人不得不把原计划中传统的岩石拱顶改成了钢铁和玻璃拱顶以减轻重量。这种做法倒是让国会大厦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融古今于一体的风味。
事实上，自从著名的“国会纵火案”之后，这里就再没有召开过议员全体会议了。希特勒甚至还一直保留着火灾破坏的一些痕迹，好用来给德国年轻人做“爱国主义”教育。现在，这座建筑，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法西斯德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原话。达西也非常认同这一点。他的父亲，老达西先生，曾经在皇家海军的铁公爵号战列舰上服过役，亲身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老达西先生经常和儿子谈起自己的经历，谈话时每每都会流露出对普鲁士的敌对情绪。这种情绪也影响了达西。炸掉这个普鲁士的象征对达西来说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国会大厦这个目标很好找，它就在哈威尔河的一个弯角的南岸上，在它的西南边还有一大片绿地。从空中看去，相当的显眼。
就在达西在对着国会大厦的轰炸航线上渐渐降低高度的时候，美国人的B-24已经开始投弹了。第一波的轰炸机的弹仓里满是高爆炸弹。这些炸弹将用来掀开建筑物的屋顶。然后跟随在后面的第二波轰炸机会接着投下燃烧弹，把一切能够点燃的东西都点燃。
这种做法源自英国人的经验，英国人正是靠着这种手段，几乎把汉堡炸成了白地。当得知美国人也打算拿城市练练手的时候，英国人就毫不藏私的把这种经验贡献出来了。
许多年以后，达西曾这样向他的孙子讲轰炸的事情：
“两千余架轰炸机一起投弹的场面极其壮观，每架轰炸机都投下了一长串的炸弹，无数大大小小的炸弹翻滚着自天而降，密集得就像雨点一样。从空中望下去，可以看到这些炸弹越变越小，直到你几乎无法用肉眼看到它。好一阵子之后，你会看到，在你已经飞过去了的地方的地面上，会突然的开出一朵橘红色的小花，紧接着，沿着你的航迹，一长串的花朵就会在一瞬间绽放开来，真是美极了，也可怕极了。”
“美极了”这种看法当然只能是投炸弹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才会有的看法，那些呆在地面上的德国人可就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
当时身为一名高射炮手的乔纳斯后来回忆说：
“以前柏林也遭到过轰炸，所以在头一天，看到那些宣传传单的时候，我并不是十分在意。是的，我们此前已经知道汉堡发生了什么。但汉堡只是汉堡。我们可是柏林，我们的防空力量可不是汉堡能比的。别的不说，就我们操控的那种128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就比汉堡多得多。
空袭警报响起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炮位上了。然后敌人出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轰炸机，密密麻麻的塞满了天空，简直就像是蝗虫一样。敌机太多了，我们简直都不用刻意去搜寻目标了，只需要不停的开火就得了。
我们的战术是在3-4秒之间，所有高射炮以最快速齐射，打出一个240米范围的正方形“弹幕”，以便给来犯敌机造成最大程度伤害。这一招相当的管用，我就亲眼看到，一架轰炸机一头撞进我们打出的弹幕里，立刻被撕成了粉碎。
但是敌机还是太多了，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炸弹落了下来，城市里到处都是火焰和浓烟。在我的耳朵里，炸弹爆炸的声音，房屋倒塌的声音，火焰燃烧的声音响成了一片。我们拼命的反击，突然，一颗大炸弹落了下来，砸在距离我们的防空炮塔不过四五十米的地方。我觉得眼前一黑就晕倒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空袭已经结束了，军医在和我说话，但我听不见他说啥。我想站起来，但完全使不出力气。后来，我恢复过来之后，到了防空炮塔外面，看见了一个直径足足有30多米，深度足足有20米的大弹坑。那就是那枚炸弹留下的……”
一颗又一颗高射炮弹在达西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前后左右不断爆炸，就在他的右前方，一架兰开斯特中弹了。那颗88毫米高射炮的炮弹，直接将这架飞机左的机翼切去了一大截。这架飞机赶忙胡乱的扔掉了炸弹，并且努力地想要维持飞行。然而，整架飞机还是不可挽回的向右倾斜翻转。显然，这架飞机没救了，机组人员已经开始跳伞了。
但是达西对这些全都视而不见，他紧紧地盯着他的目标：“就是现在，投弹！”
重达5.4吨的高脚橱巨型炸弹从弹仓里被抛了出去。飞机立刻轻了一大截，坐在里面的人都有一种猛地向上一跳的感觉。达西稳住飞机，开始迅速爬升。尾机枪手詹姆士则紧紧地盯着那枚正在下坠的巨型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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