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接过了父亲递过来的信件，读了起来。
“父亲，我在山东已经呆了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情况变化得非常的快。我已经能清楚地感觉到战争胜利的曙光了……
……我还记得我在去年刚刚到达山东的时候，那时候情况还紧张，日本人在山东各地修筑了大量的炮楼——就是一种高大的砖木或者水泥结构的碉堡。事实上因为水泥不足，大部分的所谓炮楼都是砖木结构的。这种东西一般都有两三层楼那么高，砖木结构的强度也很有限，如果这东西是在欧洲，那简直就是自己找死。只要有一门哪怕是37毫米的小炮，甚至有一挺.50口径的M2机枪，都可以把它打个稀烂。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
游击队所能拥有的武器是非常的简陋的，我所在的队伍是所谓的‘主力部队’，但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大炮也不过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75毫米山炮而已，而且这些炮不但数量极少，炮弹也少得可怜，平均每门炮的炮弹甚至都不到10枚，而且还几乎没有进行补充的可能。这使得我们的战士平时根本无法进行炮术训练。而到了作战的时候，为了确保射击时不浪费宝贵的炮弹，我们的战士，必须顶着敌人的火力，将那些大炮推到近得夸张的距离，不到一百米，也许只有五十米——我敢说，再近一点，日本人就能把手雷扔到我们的跑位上。有时候我们开一炮，炸起的碎石头都能砸到我们的炮手。我们就这样保证了我们的大炮百发百中，当然，这也让炮手成了最高危的职业，我如果开保险公司，绝对不会卖保险给八路军的炮兵的。当然，我们很少会奢侈到用炮弹来打碉堡的程度，我们更多的时候，完全靠人力，突破敌军机枪火力的封锁，用一个装满了炸药的炸药包，去爆破敌人的炮楼。
甚至就连这样的炸药包，都是来之不易的。我认识一位从北京来的大学生，他带着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用手工手段制造TNT，就在我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月，他在一次意外的爆炸中失去了一只手。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仅仅三天之后，我就看到他再次绑着绷带，乐呵呵的重新开始工作了。他对我说：‘只有一只手了？这不是问题，因为打小日本，一只手就足够了！’他们将这种态度称之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说实话，在山东的生活艰苦而危险，能吸引我继续在这里坚持的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有这样一群高尚而纯粹的好人吧。
日本人在公路的两侧挖了很多的隔离壕，每隔一段距离就修有一个炮楼，在白天，我们几乎无法有任何行动，即使是在晚上，穿越隔离壕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至少在去年的时候还是这样。不过到去年下半年，情况就开始改变了。
在一次次的小规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不断的袭击敌人的小股部队。人民站在我们这边，日本鬼子们有任何举动，我们几乎都里可能得到确切的情报，这使得我们总能集中起优势的力量伏击那些小股的鬼子，而当那些鬼子们大规模出动，想要来找场子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他们什么都找不到，无论是我们，还是老百姓。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放火烧掉老百姓的房子来泄愤。而这也让老百姓更加的痛恨他们……
日本鬼子的兵力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每次他们要大规模的集中起兵力来玩什么大扫荡，就会让更多的地区出现力量真空，而我们就从敌人军队的夹缝里钻出去，钻到敌人的力量被抽空了的敌控区去，摧毁敌人的机关，消灭敌人留守的小部队。结果，日本鬼子发现，他们每次发起‘大扫荡’之后，我们控制的地区就会扩大一点。结果越到后来，鬼子就越不敢来搞什么‘扫荡’了。用我的中国朋友的话说，那就是日本鬼子已经快要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淹死了。
另外，得益于我们伟大的美国军队的奋战——在这里也许我应该向我们的小罗恩致敬——日本鬼子在本身就已经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还要不断的把有经验的老兵抽调出来，派到太平洋上去送死。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和我们作战的日本鬼子的水平越来越差，我们也能不断地抓到越来越多的俘虏了。这些俘虏里面很多都是只有十几岁，按道理该在上中学的半大孩子。
到了今年，日本人已经不但无法像以前那样时不时的就搞一次‘扫荡’，甚至连维持现有的区域都做不到了。他们不得不从很多据点里主动撤退，龟缩到诸如县城和有限的几个支撑点里去，而县城和那些支撑点的外面就完全成了我们的天下。到了今年后半年，日本人事实上已经处于被我们包围的境地了。
这也意味着我们切断了日本人的物资供应，兵员紧张的日本鬼子根本就没有力量维护他们的运输队，他们投入的兵力多了，就担心据点会被我们拔掉，投入的部队少了，运输队本身就会被我们吃掉。更要命的是，日本的资源早已枯竭，根本就不能为部队提供足够的给养，甚至还指望那些事实上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的部队通过‘以战养战’，给他们提供物资呢。比如说最为重要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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