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缓慢而又坚定地摇了摇头，吸完最后一口烟，才说道：“我的志向是学医。年少时，父亲得了病，虽然开方的都是名医，诊金很高，但病却日重一日，终至不起。看着父亲的不治而死，给我留下长久而苦痛的记忆。后来到南京读书，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总想起以前父亲吃药的药引子：同巢的蟋蟀，结了子的平地木，打破的旧鼓皮，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觉得，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次来日本游学，从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所以，我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文学，还是算了罢！”
许寿裳见好友的志向已决，也不再多劝。
周树人还是选择学医，估计还是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估计还是会看到杀头的幻灯片。历史在这一刻，展示了强大的惯性，并没有因为某只蝴蝶的出现，导致剧烈变革风暴的发生。
刚从风波中脱出身的孙元起，自然不会知道大海那边周树人的决定，也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1902年12月中，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这一天，被北京师范大学认定为建校之日。当然，他更不知道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亲自参加了本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自此以后，这项活动作为瑞典皇室的每年保留项目，直至现在。只有到很久以后，才从报章里面知道，荷兰科学家洛伦兹（HendrikAntoonLorentz，1853－1928）因创立电子理论、荷兰科学家塞曼（PieterZeeman，1865－1943）因发现磁力对光的塞曼效应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科学家罗斯（ChristianMatthiasTheodorMommsen，1817－1903）因发现疟原虫通过疟蚊传入人体的途径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化学奖则颁给了合成嘌呤及其衍生物多肽的德国科学家费雪（HermannEmilFischer1852－1919）。
风波结束之后，得到教训的孙元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中。而眼下最迫切的事情，自然是《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的编纂。
编纂过程中，师生的认真和热情出乎孙元起的意料。比如孙诒让先生，他的《契文举例》已经来回改了三遍，犹自不放心，经常为了某个小证据，一个人钻进如山的甲骨堆里翻检。卢弼的《三国志地理今释》，原本有两万字，经过查检老师杨守敬的藏书，去除前人已经说过的内容，删去枝枝叶叶，最后只剩下八九千字，几乎是字字是珠玑、字字有来历。
清末民初的学者，多是本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信念，用心来结赚每一篇论文。对于论文的要求，就是朴实简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发前人之未能发，言他人所不能言。如果引用他人成果或者采用旧说，必然注明。卢弼的文章中，就数处标明“杨师说如此”“熊君会贞所言”。后世那种灌水、剽窃的文章，是极少出现的。
在寒冷的冬天里，一盆炭火、一杯热茶就是无上的享受。而温暖如春的房屋，在众人的眼里，更是神仙府邸一般。所以刚通了暖气的成蹊馆，在这个冬天，成为人气值最高的地方。一向在半山居很少出来走动的杨守敬，这时候也频频出现在办公室中。大家就围坐在教室里，就编纂的每一个细节仔细磋商。
一九零三年的西历新年后不久，学校放寒假，部分学生回家了。还有一半的学生，或许是回去一次辗转不易，或是住在京城附近却眷恋学校的暖气，留在学校不肯离去。这学报校勘的活儿，正好拜托他们。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第一期的样稿，终于在兔年的元宵节后问世。
这本杂志，真可谓是琳琅满目、遍地珠玉，除孙诒让《契文举例》（上篇）、卢弼《三国志地理今释》之外，还有杨守敬《壬癸金石跋》、罗振玉《南宗衣钵跋尾》、廖平《王制集说凡例》、皮锡瑞《鲁礼禘祫义疏证》、严复《亚当·斯密<原富>平议》、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等，无一不是赫赫名家，无一不是辉煌大作！
杨守敬在看完样稿后，赞赏不置，欣然命笔题词道：
“诸同仁之文，各出新见，陈言务去，令人耳目一新。读者见之，岂不喟叹‘新创之见，学风之变，尽在兹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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