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可立的惊讶，朱由检并不在意。区区2500万两白银，江南豪族怎么会拿不出来。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后，从这座城市的勋贵、官僚、宦官、商人手中就拷掠出了7千余万两白银，这还是上交给李自成的公开财物。
朱由检是不相信，在一个军纪败坏的军队中，军人会把抢掠来的民财都缴纳归公的。即便是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也是经过了无数的纪律整肃，才把一只农民武装变成一只纪律整然的革命部队的。
而这还是在共产党人以清教徒的自律方式下，才取得的伟大成果。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领袖进入北京后，便迅速腐化堕落，那里还能约束的住部下往自己口袋里装金银。
因此，李自成的起义军从北京城的缙绅富户手中拷掠出了7千余万两白银，最起码还有三分之一数量的财物，是落入到了起义军将士手中的。因此光是北京城，所拥有的金银就起码超过了9千万两。
号称聚集了大明三分之一财富的江南地区，怎么可能会拿不出2500万两白银。外面虽然不过只有30多个官员，但是他们背后起码同上百个江南豪族大户有着姻亲关系。真要较真起来，抄上一回家，也并不是凑不齐这2500万两白银的。
不过一来这3500万元国债，乃是为了预备增发的纸币准备的，并不是给这些江南缙绅赎罪用的。二来想要进行一场工业革命，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个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市场。
对比起海外充满了不确定风险的外贸市场，一个成熟而又稳定的国内市场，显然是工业革命初期最为需要的存在。
苏州府额定税粮约250万石，松江府约96万石，常州府约76万石，嘉兴府约62万石，湖州约47万石，以上五个地区的额定税粮总计约531万石，约占全国额定税粮收入的五分之一弱。
到了崇祯元年，苏州府应收税粮已经发展到了350万石，松江府也发展到103万石。虽然这两个地区都有拖欠现象，但是两地的税收加起来达到了大明田赋总额的六分之一，已经足以证明，这两个地区的税收完成度，已经足以影响到大明财政的支出状况了。
这也是为什么，苏松可以代指江南地区，而江南官绅对于朝廷的影响力会这么大了。毕竟在江南缙绅眼中，大明朝廷完全是靠江南的税赋养着，难道还不允许他们对朝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吗？
而作为全国税粮第一第二的地区，苏州每亩税粮是三斗八升六合，松江是每亩税粮二斗四升二合。这种固定税额制度，使得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也难怪这些江南官绅能够煽动起平民的不满来了。
虽然崇祯头痛于江南缙绅的偷税漏税，和拖欠田赋时的无耻。但是他也很清楚的认识到了，江南地区是大明商品化程度最高的社会，这一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差不多已经开始瓦解了，如果他要推行工业化，那么生产出来的工业品，能够进行大力吸纳的，只有人口繁多又开始步入市民社会的江南城镇。
以江南五府的税赋估算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规模，大约就在16000万两到25000万两的样子，大约占据了大明商品经济规模的一半左右。
而根据这一年来对各地经济数据的调查收集，户部和数学院估算出，崇祯元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8亿5千万两白银。如果以一亿五千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大明人创造了5.67两白银。
也许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准确，毕竟现在的大明并没有建立一个遍布全国的统计局，但是这个数字同大明人均温饱的水平线相比，出入不是很大，因此不管是户部的官员还是崇祯都认可了这个数字。
但是想要把江南地区变成一个真正的商品经济社会，首先就需要废除各种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人身的自由权力，就不会有私有财产的独立权力。而没有私有财产的独立权力，就不可能会出现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对于袁可立的疑问，朱由检原本板着的脸却突然缓和了下来，他平静的对这位刑部尚书说道：“朕又不是强盗，他们也不是肉票，朕能干出拿钱赎买罪行的事吗？
如何处置他们，这是法律规定的事，朕身为大明天子，只会监督有没有人徇私枉法，和法官量刑是否过重。至于法律条文本身，是为天下人而设置，不是单单为了某个人设置的。因此袁尚书不必过于悲观，你身为刑部尚书，难道不更应该相信法律吗？”
随着崇祯的开口，袁可立似乎听到了身边几位同僚放松呼吸的声音，但是他可没有这几位同僚这么宽的心，以为遵照法律就能替外面的清流官员脱身了。
皇帝这么说，不过是撇清了他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倾向性。但是，黄立极、吴淳夫这些阉党，难道不会趁着这个机会对东林党人落井下石么。
袁可立还在思考的时候，朱由检又继续说道：“朕让郭先生把这份预算书提前拿出来，主要是还有一件事，要同各位商议。
首先，建立12座工业城市，必然会需要农村的富余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我们都很清楚，从国初传下来的规矩，除了士子之外，其他百姓出门都需要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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