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拍打着保尔脚下的乱石堆。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的海风吹拂着他的脸。曲曲弯弯的弧形港湾伸进海滨，钢筋水泥筑成的防波堤阻挡着海浪。古老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长期无人打扫的小径上布满了杂草。枯黄的枫树叶随着秋风，缓缓地飘落在小径上。
一个上了年纪的波斯马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了这里。公园里空无一人。保尔在海边找了一条长凳坐下来，把脸朝着那已经不太热的太阳光。他坐马车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僻静的地方，是为了回顾生活历程以及思考一下今后怎么办。已经到了应该进行总结、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保尔双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他这二十四年，过得好还是不好呢？他一年又一年地回忆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似的细细审查自己的生活。最后他非常满意地认为，他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由于糊涂，有时由于年轻，然而多半则是由于无知。最主要的是在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里，他没有睡大觉；在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在鲜红的革命旗帜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如熊熊烈火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在燃烧……
他低声朗诵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歌词，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连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东西，你都爱给它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可要说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钢铁逻辑，老弟，那你可就知之甚少。同志，生病嘛，再过五十年也不晚，眼下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现在必须想方设法活下去，他妈的，我怎么这么早就动弹不了了呢？”他痛苦万分地想着，五年来头一回恶狠狠地骂开了娘。
他如何能料到飞来这么一场横祸？老天爷给了他一副结实的身板，经受得起任何磨难。他回想起小时候跑得像风一样快，爬起树来像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可以轻而易举从一棵树枝跳到另一棵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越常人的毅力和坚韧。他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斗争，而斗争也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了他整个生活之路。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在二十四岁的风华正茂之时，在胜利的浪潮把他推上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之时，他却被击中了。他不甘心立刻倒下，而是像一名刚强的战士，咬紧牙关，紧跟在胜利前进的无产阶级钢铁大军的后面。在尚未耗尽全部精力之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队伍。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无法坚守在前线。剩下的唯一出路是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华沙城下的鏖战中，一个战士被子弹射中，从马上摔下来，跌倒在地。战友们匆忙包扎好他的伤口，把他交给卫生员，又继续策马急驰，追赶敌人去了。骑兵连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在为伟大事业进行斗争时，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当然，也有例外。他就见到过失去双腿的机枪手，坐在载着机枪的大车上坚持战斗。他们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他们的机枪喷射出死亡和毁灭。这些同志意志如钢，目光如电，成为团队的骄傲。不过，这样的战士并不多见。
现在，他的身体垮了，永远失去了归队的希望，他应该如何处置他自己呢？他已经逼得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等待他的必将是更加可怕的未来。那么怎么办才好呢？这道未解的难题摆在他面前，犹如一个恐怖的黑洞。
既然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那么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将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呢？用什么来充实生命呢？光是吃喝和呼吸吗？只作一个毫无作用的旁观者，眼看着同志们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吗？成为队伍的累赘吗？他想起了基辅无产阶级的领袖博什·叶夫格妮亚·波格丹诺娃。这位久经考验的女地下工作者得了肺结核，丧失了继续工作的能力，不久前自杀身亡。她在简短的遗书中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生活的施舍。既然成了党的累赘，就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了。”他是否也应该毁灭掉这个背叛了他的肉体呢？朝心口开一枪——一切烦恼就都结束了！以往既然能够生活得不错，那么今天也应当能适时地结束生命。谁能责备一个不愿意做垂死挣扎的战士呢？
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了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头习惯性地攥住了枪柄。他慢慢地掏出了手枪。
“谁能想到你会有怎么一天呢？”
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盖上，恶狠狠地骂起来：
“老兄，这不过是虚假的英勇行为！任何一个笨蛋都会随时冲着自己开一枪。这是摆脱困境的最怯懦也是最容易的办法。活得艰难，就自杀。对于胆小鬼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可你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你是否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冲破这个铁环呢？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在诺沃格勒—沃沦斯基城下，是如何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克服千难万险，最终攻克了那座城市的吗？把手枪藏起来，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纵然生活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让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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