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才知道，严格说是南海社下，东海道分支的代表。
南海社，顾名思义就是整个南海乃至最大的会社组织和商业联合体，南海社的历史，比国朝的历史乃至整个南海都督府的历史，都要更早的多。
乃是西国大夏和南朝大梁的两朝圣祖梁公，在世时亲手创立的，以广州——海南为中心，负责协助大唐征拓海外的垄断性商业团体，在大唐的对外征拓中发挥了无数巨大的作用。
因此，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早已经是一个在官方和国族双重背景下，庞大无比横跨海内外的超级经济实体了。
在它最鼎盛的年代，是与南海都督府一体两面的特殊存在。在南海都督府所发动的政治和军事征服之外，充当了某种意义上经济、文化的渗透与改造的先锋，之类重要角色和作用。
只是在乙未之乱后，随着南梁和西夏的逐渐交恶，南海社在海内域外的势力，也发生了分歧演变而来的大分裂。
其中，挟有总部的历史渊源，又占据了海路优势和通航便利的南朝大梁，最终取得了南海社在域外大半数以上拓殖地与贸易据点的支配权。
而波斯湾和红海以北陆地上的部分，则因为地缘上的关系，被西国大夏给据为所有，拆分重组成大大小小的数十个商业集团和经济实体。
虽然，因为国朝的建立和政权架构、经济体系完善之下，拆解和分走了不少了不少，南海社原本的作用和特权，隶属的舰队和武装也被纳入国朝水师和驻屯军，而逐渐退居到政权的幕后。
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作为司农寺和三司使、户部的补充，而扮演国朝的中央银行和行驶贵金属管理储备等，部分的经济调控职能。
而在广大的海外拓殖地和藩属之中，依旧把持了大量的经济命脉和利益要害，堪称是另一个时空下，荷属东印度和英属东印度公司，加起来的超巨型集团。
在海外的业务和影响遍及海外各大洲的数十藩邦、属国，哪怕连名为南部善洲的非洲东部，都有相应的租借地和贸易据点。
甚至因为祖上的渊源，就连一贯与国朝关系微妙的西国大夏境内，也有相应的分支和影响力的存在。
无论是在中外东西之间，或是北国与南朝，都是声名远扬无人不晓的特殊存在。
虽然，因为与西夏对南部善洲（非洲）的拓殖地和熟藩争夺，而相互竞争和牵制的缘故，这些年对外征拓的步伐有所放缓，且受到某种瓶颈的制约和国内因素的干扰。
但在广府的债市上，任何有关南海社的消息，都足以自发形成或大或小利好或是利差的波伏和跌涨风潮。
就像是我当初入手的汇源号，原本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小钱庄，用了多少年时间，也没能从广府林立的飞钱票号行当中，闯出多大的格局来。
反而因为山高皇帝远的边缘化效应，被内部人员里应外合，裹挟胁迫去做那不法勾当的洗钱渠道和外在的掩护。
但是一旦得到南海社名义下，补偿性的一笔注资之后，顿时就在体量不变的情况下，在同业行货和关系户中，迅速高涨了数个等级的信用额度。
直接一跃成为中等规模的区域性钱庄，就算是放到江南的新光复地，也是照样有人认的，这就是其中最大的好处和证明。
这次前来的，虽然只是其中负责东海道的一个分社，从基本体量上来说，那也是一个巨无霸式的怪物了，
而足以秒杀除了几个地域性的财团联合或是财阀之外，任何的存在，就连我的淮东也毫不例外。
被这种怪物找上来，真不知道是我治下淮东体系的幸运，或是不幸了。
先派相关人员接触着，摸清对方的来意和用心才是。
从理论上说，到了我这个层面，倒也没有必要格外屈尊纡贵，亲自会见一个连功名都没有的商人背景。
只是，接下来的几天，随着有些愤愤然的走了出来，脸色有些不好看向我汇报的柯山梦。
于是，我发现自己是自作多情了，对方考虑的基本不是与淮东的贸易往来或是其他经济活动。
或者说更像是藉着这个机会，做出变相的交涉与志在必得的通报，
虽然对方名面上，正儿八经的希望能够投资和参与，淮东这里方兴未艾的南北通贸活动，只是在条件上就要求的比较挑剔和琐碎了。
比如对方提出的交换条件是：
可以给淮东提供相应的优惠贷款和南线的供货渠道，但是必须放开婆罗洲商会，对淮东商业活动的独家把持和垄断，引入南海社相关的商号和行会；
同样被要求放开的，汇源号在淮东专属的钱庄生意，而让南海社相关的下属钱号，同等参与当地的经营。
作为补偿可以提供南海社名下，直接通兑的业务协作，并且对于我本人在广府的产业，提供诸多原料产地上的优惠。
直接由南海社下属的产业，对我提供相应的南货来源，而不用我自己去操心货源和产地。
可以让淮东共用东海道的船团运力，至少不是我眼下这些蚂蚁搬家式的小打小闹，可以比拟的（用对方的话说）。
这就是所谓庞大资本的“良心和诚意”。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看似优待的条款，都是有所代价和具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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