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闲扯了一会儿，很快朱树人就引入了会议的正题。
“此番集议，是想讨论一下，我大明未来七年的计划。此番孤已经把宁宇（李定国的字）从云南前线召回。有些事情诸公有疑问的，也好当面向他了解，机会难得。
从他奏表来看，缅、越对去年被灭的西南叛贼余孽，还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对云南部分尚未完成彻底改土归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夺。
只是如今新君改元不过数月，不宜妄动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制药、化学，也还不足以彻底对付热带山区雨林，这几年还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个为期三到四年的内政计划，一切以到时候对南疆用兵、彻底让缅越重新臣服大明、认清形势为目的。”
朱树人把会议目的说了一下后，众人也都没有异议，然后朱树人就分了一下讨论议题，从内政改革、新占领土建设、科研攻关，三个方向，分别开始划重点。
他首先提了新君继位后的内政变法部分。
变法这事儿，严格来说跟未来对缅、越的行动没什么强关系，或者说无论要不要对外用兵，都是该变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刚刚改元，也确实适合推一把变法，当初张居正也是从万历元年开始搞的。
朱树人觉得，当初张居正变法中、在张居正死后被废除的那部分当中，有很多还能拿回来继续用，最多稍稍修补一下就行，或者还能与时俱进优化推进。
张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给官员绩效定的那些考核内容，有一些并没有在他本人之后完全被废，所以这部分直接留下。
至于张居正的财政法部分，已经人亡政息了，后来经过几十年三饷、厘金、工商税，财税来源繁复，要回到一条鞭法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是略微借鉴，然后重新制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锐减，比张居正时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并不是很尖锐，还能把好几百万人往东北新屯垦区移，还能多种玉米土豆，所以耕地的占有制度，暂时没必要动，以免一下子动的东西太多，惹来反弹。
朱树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吏治和财政也要分开来弄，这样才好时时刻刻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把支持变法的统一战线最大化。
第一个七年就盯着一块改，攻克之后下一个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内可以完成三个大方面的变法。期间每次变法成功后，面对人心质疑，还能靠对外取得一些军事胜利，来证明“变法确实富国强兵”了，从而巩固改革的政治正确性。
自古各种改革，终究是需要靠富国强兵来交出答卷的，当初宋朝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变法实施之后，大宋对西夏的用兵胜败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如果变法期间，西军对西夏出现了重大失利，那么王安石的集团就得引咎辞职、贬官几个人，推进力度也要暂缓。而如果西军大胜，往往内政改革上也能乘胜追击。
朱树人多了那么几百年的眼界和见识，自然把这个道理想得非常透彻。
缅、越，准噶尔，罗刹，这些如今都不足以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该对付还是要对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是犯的时候不能光想着犯，还要四两拨千斤，把内政利益一起捎带着最大化。
……
“孤欲实施的第一阶段变法，主要涉及财政，孤想把张居正之法，与本朝三饷、厘金以来诸法结合，让朝廷财政从战时制度渐渐回归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来。
毕竟当初为了灭清，为了平定流贼，朝廷从崇祯十四年开始在南方全面试点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里，财政一直是比较宽裕的，靠着工商税的支持，把养兵养官打造军械维持补给，都撑了下来。
但是厘金毕竟不是常法，我们这一代人用即可，给后人留的财政法度，还是要持重为好。”
朱树人说到这里，先停顿了一下，看看别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张煌言反应快，他平时也知道厘金的种种问题，现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贯的担忧说了出来：
“厘金收钱确实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钱，涉及的财货也少有赤贫百姓之必须，所以对赤贫百姓的压力很小，也容易收。
只可惜此法虽有百般好处，却有一样严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设卡，所收钱财分省截留，也都承诺给本省使用。当初有强敌来袭，各省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强踊跃。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复全盛故土，这种各省自缴自用的商税，已然有些不合时宜。如今只是我辈有中兴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强行压制住厘金的实际用途。
一旦我们这辈人将来……可不能把这种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那绝对是会导致藩镇趋势的。”
张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权和财权兵权全部下放给各个节度使，那能不割据么？
所以，特殊时期财权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战中兴的这一代人之后，再下放，后面的皇帝和内阁、户部就未必压制得住地方了。
事实上，说得难听点儿，朱树人、张煌言自己，就是当初厘金制度养肥出来的藩镇。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这条路的潜在危险、以及要如何预防。
就好比没人能比赵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释兵权、如何防止殿前都点检造反，谁让他自己就是这么造反上来的呢。
朱树人见内阁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识到了痛点，便继续往下细说他的设想：
“所以，孤计划在未来七年内，逐步试点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统一征收的新工商税，不再在流通环节征收，而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然后就可以跟田赋一样，由朝廷统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只是给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开，朝廷拿八成，地方留两成。稍微留一点，也不至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打击了地方上的征税积极性。”
朱树人说完后，史可法和张煌言都有些无法理解，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这根本没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
张煌言诚恳地指出：“可是，生产环节如何全面征税呢？难道要跟当初江南的织造税一样，每台织机每年缴纳四钱税银？直接数机器的台数？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统计民间的工商税生产环节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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