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八路军的简陋装备，多田骏的“囚笼”战术是很有威胁的。缺乏攻坚能力，就砸不开“锁”；斩不断“链”和“柱”，手脚便被捆住，无法活动。
因此，“八二零”闪电应该是必然的选择，是力量积蓄或压抑后的猛然爆发，破锁断链，挣脱束缚，改变被分割蚕食的不利局面。
从杨天风的角度来看，他是希望八路军能够在明年发动这场大破袭的。到时候，新七军应该更有实力，不管是借势而为，还是大举出动，对日军的打击都将更加沉重。
而在目前，新七军正在扩充装备期，武器、弹药并不是特别充裕，还要囤积储备，以抵挡日军的冬季攻势，自然也就要减少输出，先顾自身了。
尽管如此，少量新式武器的交换，以及地雷等简易武器的推出，还是会加强各抗日武装的战力，华北的形势也要比历史上宽松。
其实，相对于多田骏的以路制人，豫东根据地因为士兵战斗力和武器的原因，以及战术思想的先进，感受到的压力并不明显。所以，杨天风提醒布置完各项工作，所思考的却是另一件事情。
一封信，一封重庆来信，信中的内容，以及写信人的身份，都使杨天风不能等闲视之。他已经想了两天，终于领悟到了其中的关键，决定将错就错。为自己，为新七军，为抗战，贡献更大的力量。
唐纵，杨天风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人。熟悉是指他脑中的资料，陌生则是两人从未见过面，甚至连只言片语的交流都没有过。
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唐纵现在的身份，以及信中表达的意思，以及隐晦提到的背后的大人物。
侍从室，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蒋委员长身旁最重要的幕僚组织。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
其实，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和军机房还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侍从室每天将各院、部、委、局(如军统局、中统局)呈送蒋的报告、文件等等，提出拟办意见，直接呈送蒋委员长。蒋批阅后，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
而报告、文件，侍从室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现在的侍从室有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这两个处都直属蒋个人领导，都是“通天”的。两个任的主任也都是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
侍一处主任张治中，曾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低于二级上将，高于中将)；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的“文胆”、“智囊”。署名“侍秘二”的文件或电报，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稍有得罪。
1939年初，蒋委员长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蒋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唐纵也是军统系统，但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戴笠也得拉拢、讨好。当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收受厚礼后，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别的单位的报告或许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
能“通天”的情报组组长唐纵给杨天风写信，引子是杨天风所提供的日军将进攻长沙的情报，看起来倒也名正言顺，但细琢磨，却不是那么回事。再仔细研究信中的内容，更超出了确认情报的范围，用词也相当客气。
你说你一个侍从室的高级幕僚，主管情报的组长，跟我探讨什么国际动向和我国应用之对策呀？什么博采众长，什么广纳建议，什么议论判断要极警策等等，杨天风看来都不是真的，最关键的还是唐纵说到的要供上参考这句话。
供上参考，这个上是指谁，从唐纵的位置琢磨，便已经是非常简单就能得出判断了。
不是唐纵要听杨天风的意见，而是蒋委员长想听。为什么蒋委员长想听，从其心理思维，也可以猜出大概。
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中一直没有谈和、投降，但其对外来干涉和援助，却一直抱有极大的期望。若不是如此，淞沪会战不会打那么久，争取外援的外交努力也一直没有中断。
其实，杨天风编了那套谎话，或者说是赵雨柔给他编的，他也没奢望别人会笃信不疑。而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他也是有过考虑的。至于是不是从雷达，或是其他技术来推测他的背景，这倒不是很主要的问题了。
而从杨天风的表现和贡献，作为高级日谍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再以惊雷为笔名的文章来分析，他对苏联也没什么好感。这样一来，希望中国拖住日本，或是希望中国取胜的列强和国际势力，似乎也就比较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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