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的市场换技术之旅，给了华夏汽车工业腾飞的机遇。
汽车产业，站在技术层面，它是百年工业桂冠上的一颗明珠。站在文化层面，它是大工业时代生长出的生活理念、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等大量文化符号的集合——技术关不好过，文化关又谈何容易？但是在前世2014年左右，华夏汽车出现了新变化，文化身份这一难以跨越的巨大差距，有可能不用跨了。2014年开始至周方远重生前，世界汽车工业发生了范式转换的苗头，汽车进入了跨界创新的时代，而这一次，华夏极有可能领跑世界。
2014年，华夏汽车产业出现了两股颠覆性的力量。一是新能源，一是智能化。
毫无疑问，新能源是大势所趋。
过去那些年，欧洲走的是清洁柴油的路线，扶桑走的是混合动力路线，米国各种方向都在试，没有既定路线。2014年的华夏做了一场豪赌，完全押注纯电动这条路线。当时的华夏，举全国之力出台了密集的政策措施，支持纯电动车的发展，从购车补贴到上牌无限制，在政府力量的强势介入下，电动车从传统油车市场咬下一大口。
2014年，被认为是华夏电动汽车的元年。直至5年之后，19年的华夏，不仅是全世界No.1的电动汽车市场，也是电动车技术最领先的市场之一。
华夏是新能源产业化走得最远的国家——当其他国家都还在实验室阶段或很小数量级时，华夏已经达到几百万台的数量级。这里无论是产业环境还是消费者，都是最成熟的。其次，新能源汽车在电池电机电控这一块，华夏跟国外的水平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就算偶有一些点上的差距，也不是系统性的。
这是一个纯粹由政府拍出来的天量市场——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实验场，诞生出了如比亚迪等电动车领军企业。电池是电动车的关键，比亚迪的电池市场份额长期占据全球市场第一位，直到宁德时代的异军突起，仍然是华夏企业之间的伯仲之争。
这一次的全球汽车工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华夏人主导，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都在迅速往新能源方向转移，立刻倒逼全世界的车企都要举旗应战。此前持观望态度的奔驰宝马等跨国巨头，也迅速全部跟进新能源，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华夏市场发布了他们疯狂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计划——在他们眼中，如果再不干，华夏市场也许就丢掉了。
另一股颠覆性的变量来自互联网领域。
2014年，瑞典国家创新局的一位高官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提案。他发现，德国有非常强大的汽车工业，也有比较强的ICT工业，但是这两个工业之间却没有什么互动——米国也是同样的状况，底特律有全球非常强的汽车工业，在硅谷也有全球顶尖的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底特律和硅谷之间也缺少互动。
华夏汽车工业跟这两国相比并不强，互联网跟美国比也还差一截，但是在华夏却率先出现了互联网跟汽车业手牵手的融合。
2015年2月，“生而共享”的易奇汽车横空出世，震撼了汽车圈的神经，互联网企业和造车企业的“深情拥抱”，自此开始成为新常态和新共识。白度、阿里、腾迅、华为等企业，都开始掂量权衡自己的优势资源，布局互联网+智能汽车。
能走出这样的一条路，恰恰是因为华夏最先拥有这样一个融合的土壤。
2013、14年那段时间，是互联网思维最火热的一段时期，华夏人一轰而起，每天新闻里都在报道互联网造富神话，而同时津津乐道的是互联网新生产业对传统制造业的跨界打劫。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就在眼前——美团干掉了方便面、移动互联网干掉了电话业务量。
这是一个被人戏称为“弄死你，与你无关”的时代，恰恰因为互联网这种无处不在的渗透，加上媒体推波助澜的结果，让传统行业觉得如临大敌。几乎所有传统企业家都感到紧张和焦虑，觉得“这些站在镁光灯下的互联网人明天可能就要颠覆我了”。
华夏汽车产业有个特点，他们是经历过长时间不断的学习和借鉴才积累到今天的能力和体量，汽车产业里的人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永远都在。从那时起，汽车产业人开始向互联网人学习。管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能力陷阱，一个企业限制它发展的往往是它的优势能力，当被优势能力绑架无法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就会面对十分被动的局面。
当一个特别强势的产业不把自己看得那么强势的时候，这就有了融合的可能。此时的车企大佬们，都抱着一颗极为谦逊的心态来向互联网人学习，而此时还是一个互联网人最傲慢的阶段——这段时间，也是互联网造车概念最火的时候。
直到一两年后，互联网人在制造端屡屡碰壁，才猛然发现原来工业世界如此庞大、如此难。此时他们的逻辑语气也逐渐发生变化，低下头的人变成了他们，高傲的互联网人开始对工业制造心怀敬畏。当平等对话得以发生，才产生了大家可以坐在桌前讨论“你有什么优势，我有什么优势，咱们可以如何开始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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